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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的养廉银额是按官职高低、事务繁简、地方冲僻和耗羡多少等标准来确定的。”＇95＇学者认为：“发给养廉银的标准，不以官员的品衔衡量，而是按职官地位的轻重和事务繁简而定，这种以事务繁简来规定俸禄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比笼统地以品级定数，更显得合理些。”＇96＇“由于各地事务繁简、地方远近、用度多寡不同，其标准仍不能完全划一，这种不划一，应该说亦有其合理的成分。”＇97＇而这应该视为“职位分等”因素。这样看来，“清朝仍为九品十八阶，但清朝官员的品阶之制已大为削弱，官员等级及待遇等，皆以官员的实际职务为主”＇98＇；“清代更进一步使阶官与品级完全对应，官居几品即授几品阶官，散官失去了身份地位的意义，基本做到职阶一体”＇99＇。杨树藩认为：自明以来，“文官之劳考，不以阶定矣，反之阶随职事官之升进而赋予。于是‘阶’之价值已失，无复叙劳之意矣。清代虽有阶称及阶品，其法悉如明旧。是知阶职分立制之精神，至明清已破坏殆尽矣”。

如何认识这种变迁呢？学者认为：这“反映了明代不像唐那样面临着士族官贵子弟安流平进、直接做官的沉重压力等社会背景。”＇100＇其说甚是。进而我们推测，明太祖以降帝国统治者大大强化了君主专制和对臣僚的役使控制，相应地，王朝官僚的“服务取向”份量加重，“自利取向”的空间变得狭窄，“贵族化”倾向受到了更大抑制，对官员个人的优惠和保障也相对减少。明清散阶制发生变化，由“重人”转向“重事”，其因果关系似当于此求之。

下面就为此提供一些背景参考。朱元璋废宰相而隆君权，一改唐宋制度的君权、相权互为制衡之法，使君主专制上了一个新台阶＇101＇。或说宋帝无专擅、无暴虐，其制度的缺点是“散”和“弱”，而非“专”与“暴”，尽量优假士人＇102＇；明廷则一改故辙。宋廷忌武人而明廷忌士人，帝王不惜严刑酷法，“期使士人震慑于王室积威之下，使其只能为吾用而不足为吾患”＇103＇。明制，文官不得封公侯，违者主司及受封者斩，或即其由。法有“凌迟”，始于元明。朱元璋大兴“文字狱”＇104＇，甚至以“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科”入律。“时京官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105＇。薛允升的著作曾在明律“奸党”诸条之下，比较汉、唐、明有关律文：“明祖猜忌臣下，无弊不防，所定之律亦苛刻显著，与唐律迥不相同。汉有非所宜言、大不敬及执左道乱朝政法，唐律不载，明此律则更甚矣！”＇106＇唐代自簿尉以上就不加捶楚了，所以杜甫有诗云：“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107＇而明朝皇帝以“廷杖”待大臣，动辄“血溅玉阶，肉飞金陛”＇108＇，还通过厂卫特务机构的天罗地网监视百官＇109＇，这都上承明太祖“开国规模”之流泽。

一方面，学者看到了“明代皇帝权力之大，远远超过了前代”＇110＇；而与“明代君权与官权相比，君权大为增强”结伴而来的，便是“贵族、官僚法律特权地位的降低”＇111＇。与宋代“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有异，明代宗室俸禄丰厚，一般官员却以“薄俸”为主流，以至到了清初“正俸”依然微薄如故＇112＇。史家因有“明官俸最薄”之说＇113＇，顾炎武叹云“今之制禄不过唐人什二三”，“自古百官俸禄之薄，未有如此者！”＇114＇官僚们“月不过米二石、不足食数人”、“不足以资生”、“困于饥寒”的抱怨不绝于口＇115＇。明代致仕待遇也比唐宋简薄得多，国初的致仕者居然没有俸禄，赐半俸终身就算是优礼了。赵翼：“明初无加恩致仕官之例。《明史…杨鼎传》：成化十五年，鼎致仕，赐敕驰驿归，命有司月给米二石，岁给役四人。大臣致仕有给赐，自此始。自后多有月廪岁夫之制。此皆明代加恩致仕官故事，然视唐、宋则甚减矣！”＇116＇唐代的门荫之法，是依父祖之官而授子弟之阶，进而就可候选入仕了，宋代恩荫也是直接给予官阶或差遣的。而到明代，“国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荫一子以世其禄”，是为“荫叙”；但所叙的只是“禄”而非“官”，想做官仍要参加考试。而且“后乃渐为限制”，宪宗成化三年（1467年）规定“在京三品以上，满考著绩，方得请荫，谓之官生”；至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又规定，即使三品以上京官，也须三年考满、得诰命、无过犯，才能自请一子入国子监＇117＇。

历代成规，期亲亡故都是可以离职奔丧的＇118＇，但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