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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但他对禄秩性质的叙述却相当精确，尤其是“哪一种官职属于哪一秩级”一句，一语道破汉代禄秩的如下特点：秩级与官职直接相应，而不是与官员的个人品位直接相应的。杨树藩在追述历代“阶职分立制”时，断言“秦汉以来，文官有职而无阶”，这并不是无根之辞，事实等于表达了不把汉代禄秩看成“品位”的意见。

汉代禄秩附丽于职位这一点，还可通过因病、因丧而一度离职后的再任情况，得到进一步的旁证。在这种非因罪过而一度中断勤务的情况下，汉廷一般并不保留官员既往官资。正是为此，离职官员在再仕的时候，其禄秩低于原官的情况屡见不鲜，诸如原官六百石者再仕为比三百石官，原官二千石者再仕为六百石官之类。还有不少离职官员是以察举辟召、甚至以出仕州郡而再入仕途的。经过辟召而为公府掾，不过百石或二百、三百石；经察举而为郎官，也不过比三百石。对那些再仕州郡者来说，州郡掾吏乃长官私属，而非朝廷命官，那么这时官员的已往仕历便几乎白费，几乎与初仕者处于同一了。官员在非因罪过一度中断勤务时，也要丧失昔日秩位，朝廷不予保有其既往官资，这都可以旁证“若干石”的禄秩并没有跟随官员本人走，它是从属于职位的。

汉代“故官”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一种资格，存在着“故九卿”、“故廷尉”、“故谏大夫”这类身份，朝廷有时还会委派给他们一些差使。不过即令如此，汉廷仍未设立品位序列以为安置离职官员之需，离职官僚的已往禄秩对再度任命的影响是很有限的。只有“故公”这样的高官，再次任命为较低官职时有可能得到增秩的优待，但“不以赃罪免”的“故二千石”，就连这种优待也没有了，只能依从新职之秩。比如说“故二千石”又做了千石的尚书令，那么他当下的品级只能是千石，而不是二千石。也就是说，尽管存在着一种“故官”概念，但其“品位”意义是很淡薄的。

当然，汉廷以“增秩”、“贬秩”为官员奖惩之法，有时还对一些称职官员给予“增秩留任”待遇，而这就将造成个人的禄秩与职位的禄秩的品级不一情况。我想在这时候，禄秩确实就开始呈现出了“品位”色彩，并反映出秦汉政治中已孕藏着对“品位分等”的内在需求了。毕竟，“职位分类”在当代中国也刚刚在尝试之中，汉代禄秩“附丽于职位”的特性更不可能纯而又纯。不过，无论增秩、贬秩，都是以职位的确定秩等为基准而上下浮动的，增秩者的日后调迁取决于其才绩，所增之秩并没有构成就任新职的条件，也没有多少材料反映它可以被带到新职上去。从尹湾简牍看，贬秩者不能够继续占有原职，而是要降职使用的，那么这时遵循的就仍是秩、职一致的原则。也就是说，增秩、贬秩之法仍未发展到如下程度：促使禄秩转化为一种超越职位而独立累加的“品位”序列，官员可以依此序列逐阶上升。居其职方有其秩，居其职则从其秩，仍然是汉代禄秩等级的重要特点。

离职再仕之时，虽然再仕官高于原官的例子也不是找不着，但之所以要特别揭著再仕官秩低于原官之例，是因为这样才更能说明，“职事”才是汉廷的关注所在，至于官员个人的地位权益，则照顾得很不周到。为父母行服本应得到“以孝治天下”的朝廷表彰，在职罹疾也有可能是忧勤政务所致，当局应有体恤义务；然而在官员为此一度不能履职时，朝廷随即就停发其俸禄、漠视其官资，甚至听其从头仕起（如出仕州郡），夸张说简直有点儿视同路人。这不但远较后世苛刻寡恩，甚至都不及某些现代国家的做法＇46＇。由此一种观感便油然而生：当时王朝对官僚的个人权益，是较为漠视的。

在“品位…职位”视角中，汉代禄秩与唐代散阶由此便呈现出了重大差异。已往一些政治制度史的论著，仅仅把官阶简单地视作一种级差，在各代官制中分节叙述而已。这样的做法，有可能割裂了它们的内在脉络、忽略了其间变迁的深层意义。然而以“通古今之变”的态度，并借鉴社会科学的“品位”、“职位”概念，昔日隐而不显的一个重大变迁线索，就呈现于我们面前了。基于“任一事物的片断都包含着整体的丰富信息”的信念，官阶制度的每一细节及变迁，都可能是官僚政治宏观变迁的投射。看似简单琐屑的官品官阶研究，由此就能获得重大得多的意义。

隋唐以前的历朝“阶”、“职”关系，只以“秦汉以来，文官有职而无阶”一句轻轻带过的话，是不惬人意的。隋唐的散阶制已相当成熟了，它是如何演变而来的呢？汉代的禄秩，又为何呈现了“附丽于职位”的性质呢？在随后一节便尝试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