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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s）、职等（grade）的体系；它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在和所谓“品位分类”＇12＇的比较中显露出来的。

“品位分类以‘人’为中心，依地位高低来分类和定待遇，职位分类以‘事’为中心，依工作职责和贡献大小分类和定待遇”＇13＇的说法简单了一点，另一些阐述更为清晰详明：

西方国家文官系统的结构类型分为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两种。

在品位分类结构中，文官既有官阶，又有职位。官阶标志品位等级，代表地位之高低，资格之深浅，报酬之多寡；职位标志权力等级，代表职责之轻重，任务之简繁。官与职是分开的，既可以有官无职、有职无官，更可以官大职小、职大官小。总之，品位分类是以人为中心的，着眼点在人而不在事。

在职位分类结构中，文官本身的等级和行政部门中职位的等级合二为一，官和职融为一体，不存在品位分类结构中那种独立于职位的官阶。总之，职位分类是以事为中心，等级随职而定而非随人走。＇14＇

品位分类制最主要之特点是对“人”的分类，而非对“事”的分类。对“人”的分类，系指对人员的品级官阶加以区分，而不涉及各等级人员所担任之“事”，即工作职务的分类。

品位分类制重视人员的品级、官等、年资与资格，而不是工作职责的性质与程度。人事行政学者多强调品位分类不是工作职务与责任的分类，而是人员的资历与品级的分等。＇15＇

那么“职位分类”的重要特点之一，就在于“级不随人走”，就在于“官和职融为一体，不存在品位分类结构中那种独立于职位的官阶”。在这里，职等、职级的等级都是从属于职位的，它们不是文官个人的等级，所以若无职位，便无等级可言＇16＇。比如说：“美国文官的等级具有职位属性，而没有人身属性。这就是说文官的工资级别一向是跟职务而定的，文官本人没有级别。工资随职务而定有按劳付酬的好处。”＇17＇

至如“品位分类”的特点，可以随手拈来军衔制作为例子。军衔与军职分离为二：上将、中校、少尉之类军衔是从属个人的品位，师长、团长、连长等军职才是系以权责的职位。中国在1956年7月向国家工作人员颁布了30级“职务等级工资制”。在这个制度下，同样是局长或县长，其“行政级别”及工资待遇却可能大不一样，同工不同酬的现象由此而生；若逢工作调动，这位前任局长或县长的“行政级别”将跟着他到达另一职位。这种“行政级别”，也是一种相当典型的“品位分类”。在上述情况中，职位确定权责和任务，官阶则确定官员自身的地位和报酬。由于二者是不一样的，所以常能看到官大职小、职大官小的事情，甚至有官无职的现象。

品位分类是以“人”为中心的，结构富于弹性，官阶的存在给了文官较大的稳定安全之感，职务变动也不致丧失位阶、待遇下降，而且它比较简单易行。职位分类则以“事”为中心，因而避免了同品文官职位不同、因而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它强调专才专用，重视科学管理与效率，保证公开性与民主性。所以学者的如下说法就不足为怪了：从历史看，“在开始实行常任文官制度时，一般都采取品位分类结构”＇18＇。较早出现的官员等级制多呈品位分类，这是因为传统社会更重身份，而身份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地位。“品位等级代表人事制度中升迁与待遇之地位，位高者权重，优遇荣宠，自属荣耀之事，故古代文官莫不以获高官厚爵为荣，品位秩等适足以满足此等希名求位心理而鼓舞其上进。现代文官固然不以热中名位为根本要图，但公务人员在品位观念影响下，仍以享有品级地位为荣，是不容否认的，在这方面，品位制确比职位分类制更具激励作用。”＇19＇

西方的文官制度改革始于英国，这时的文官制度就属于“品位分类”＇20＇，人们或以“绅治型”、“贵族型”概括之，说它“出身与考选均有不同，次一等级的人员，很难晋升高的等级，身份难以流通升晋，男女待遇亦不平等，有似封建时代的贵族制”＇21＇。英国文官制形成较早，残留着浓厚“绅治”、“贵族”色彩并不在意料之外。台湾公务员分为特任、简任、荐任、委任几大类，每类又分若干阶，这也是“品位分类”的例子。台湾学者把它称为“名器尺度”＇22＇，这种论调，传统气味扑面而来。此外日本曾把官吏分为敕任、奏任、简任三大类，亦属同类。不过在60年代末英国文官制已向“职位分类”靠拢，台湾、日本在数十年前也都发生了类似的转型。中国的公务员制度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