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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刀子通常都不干净，手术后也无法止血。有些女孩因此丧命，或是一辈子难逃伤口折磨，但是究竟这个比例有多高，完全没有数据统计可以说明。因外阴切除而身亡的女孩，通常会被说成是感染疟疾所致。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发现，切除之后伤口会结成疤，使得分娩更为危险，极端的切除形式更是如此。

20世纪70年代晚期，西方人士发起了反外阴切除运动。之前大家称该习俗为“女性割礼”，这种说法过于委婉，因此批判者代之以“外阴残切”（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FGM）。联合国采用了这个词，并召开多场国际会议谴责“外阴残切”习俗。结果有15个非洲国家立法禁止外阴残切，相关文章也撰写了，会议也召开了——但是，没什么实质性改变。几内亚在20世纪60年代立法，以无期徒刑来惩罚外阴切除行为，犯人在服刑期间还要从事辛苦的劳役工作——若女孩在遭到外阴切除后40天之内丧命，执行者将被判死刑。但截至今天，从来没有任何受审案例，而且99％的几内亚妇女都已遭外阴切除。在苏丹，英国早在1925年就通过法律禁止阴部扣锁25，1946年禁令延伸至所有切除的习俗；然而直到今天，仍有九成以上的苏丹女孩遭到外阴切除。

“这是我们的文化啊！”我们向一名苏丹产婆问起此事，她气愤地表示，“我们全都想切除，美国哪管得着？”产婆说她经常帮女孩切除，都是应她们母亲要求，而且女孩长大后还会感谢她。这也许是事实。那名跟土狼奋战然后到传教士那里求救的埃塞俄比亚瘘管病患玛哈苞巴，她记得当时自己是多么期待接受切割成年礼。

埃德娜·阿丹强烈反对切除习俗，但她表示国际运动效果不明显，从来没有触及一般的索马里妇女。我们开车穿越索马里的哈尔格萨市时，她突然指着对街一幅谴责外阴切除的横幅布条。“联合国来索马里挂布条，”她说，“那有什么用？一点影响都没有！女人连路牌都看不懂！”事实上，国际社会对于外阴残切的谴责，反而促使一些国家产生戒备心而群起抵抗，导致部落团结一心捍卫习俗，他们认为应该保护受到外人攻击的传统。后来反对者终于学聪明了，并稍微退让了些，改而使用更为中性的词“外阴切除”（female　genital　cutting；　FGC）。至少用这个词，不会暗喻他们所帮助的那些妇女是残缺不全的，否则对话起来，气氛会变得太僵。更重要的是，领导地位要交给埃德娜这样的非洲女性，因为她们发言的权威性与说服力远大于外国人。

终止切除运动中最为成功的团体或许是“托斯坦”（Tostan）。这个西非团体采取极度尊重当地人的方式，将外阴切除置于社区发展的大型架构中。推行该方案的代表不是给妇女上课，硬生生地改变她们的观念，而是鼓励村民讨论跟切除相关的人权与健康问题，然后让她们自行选择。事实证明，这个软性推销方案的效果远大于强迫推销。

“托斯坦”由莫莉·梅利钦（Molly　Melching）成立，她来自美国伊利诺伊州丹维尔市（Danville），为人热情。虽然长期待在非洲，但是她的外表和口音依然有地道的美国中西部人的味道。高中时上的法文课，让她对任何跟法国有关的事物都心生向往。后来她到法国念书，又在巴黎郊外一个贫民窟工作，那里住的大多是北非人。

1974年她到塞内加尔参与一个学术交换计划，约定交换时间只有半年，但是莫莉一直待到了现在。她很有语言天分，学习了塞内加尔当地的沃洛夫语（Wolof），又参与了和平工作团在塞内加尔的工作，还曾经用沃洛夫语主持过一个广播节目。1982～1985年间，她住在当地一座村庄里，利用美国国际开发总署给予的小笔资金，致力于教育及赋权的工作。

莫莉·梅利钦和其他妇女在塞内加尔的一个“托斯坦”项目上，她们都放弃了外阴切除。

（图片由“托斯坦”提供）

“那座村庄里，没有一个人上过学，”莫莉回忆道，“那里没有学校。村民都非常聪明，只是从来没上过学，而且信息非常匮乏。”这段生活经验，加上担任救援计划独立评估者的那段工作经历，让莫莉对于大型救援计划产生了怀疑。她过着跟塞内加尔人一样的生活，也跟他们一样，看到对外援助工作者开着旅行车到处跑时，会不以为意。她观察到一些救援计划把经费都花在了那些外派来的工作人员身上，而不了解他们是不是做了什么。没有当地人的支持，再善意的团体也只能白费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