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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美国。假如都在不使用保险套的情况下与感染者发生性关系，非洲人染上艾滋病病毒的概率是美国人的四或五倍之多。如此高的概率，部分原因是美国人的生殖器疱疹会得到治疗，而非洲人往往没有。在任何时候，都有11％的非洲人感染生殖器疱疹却得不到治疗，而这些疱疹让病毒容易传播。

公共卫生专家公认，最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艾滋病病毒治疗法之一，是提供性传染疾病的免费检查和治疗。欧斯特指出，如果把预防艾滋病的资源拨出一些来治疗性传染疾病，那么，每年从艾滋病拯救回来的每一条性命的费用只需3。5美元左右。无论如何，对女性而言，有致命风险的因素往往不是淫乱而是婚姻。在非洲和亚洲，女性在结婚前通常是没有感染危险的，结婚后就从丈夫身上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在柬埔寨，一名曾经当过娼妓的27岁少妇跟我们诉说了她对抗艾滋病的过程。一开始我们以为她是在妓院感染病毒的。“噢，不是，”她说，“我是后来从丈夫身上感染的。在妓院里，我一定用保险套，但是结婚后就没用了。有丈夫的妇女比妓院里的女孩危险还大。”这话是夸张了，但也凸显了一个重要的现实情况：艾滋病经常是性别不平等的疾病。尤其在非洲南部，面对未采用保护措施的性行为，年轻女性往往没有权利拒绝。举例来说，少女经常成为中年男人的廉价装饰，因此艾滋病病毒持续蔓延。如同前任联合国艾滋病特使斯蒂芬·刘易斯（Stephen　Lewis）所说：“性别不平等是大流行病的驱动力。”

有一项方案，在14岁少女塔邦所面临的挑战面前得到了试验。塔邦住在南非东北部的瓜姆蓝加村（Kwamhlanga），她身材修长，喜欢卖弄风情和浓妆艳抹，是个叛逆的青春期少女。她会给任何一项方案带来挑战。塔邦的父亲是电工，长期与艾滋病抗争，耗光了家里的积蓄，最后还是死去了。塔邦的母亲葛楚·多贝拉身上的艾滋病病毒也呈阳性，显然是被丈夫传染的，后来在分娩时又垂直感染了最小的孩子维特。葛楚是全家第一个上过高中和大学的人，他们此前也一直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但很快，葛楚病得无法工作，全家只好靠着每月22。5美元的政府补助维生。在他们居住的简陋小屋里，气氛令人绝望。

塔邦聪明有天分，就跟任何青少年一样，也渴望玩乐、温暖和爱情。她惧怕布满愁云惨雾的小屋，不愿回家，整天在镇上闲晃。她留着时髦的发型，穿着性感的衣服，总去找男孩消磨时间。她厌倦了母亲的束缚，想要独立，渴望长大。不幸的是，她还特别迷人，所到之处总能吸引男人的注目。在南非，成功的中年男人常找少女做情妇，许多少女视这种“甜心老爹”为通往优渥生活的阶梯。

塔邦恐惧地站在她位于南非的小棚屋前。屋子里，母亲因患艾滋病而奄奄一息。

（拍摄：尼可拉斯）

一开始，塔邦开始与男人打情骂俏时，母亲会骂她打她。塔邦是家里唯一没有艾滋病的人，而一想到她可能感染，葛楚就惊骇万分。但是母亲的打骂惹怒了塔邦，她原本就怀疑母亲痛恨她，现在更证实了这一点，这也激得她想要离家出走。深受艾滋病折磨的母亲身体虚弱又身无分文，塔邦似乎觉得相当丢脸，母女之争也让葛楚更加疲惫和忧郁。葛楚讲到自己和小儿子死期逼近时神态镇静，但是谈到塔邦时则完全崩溃了。

“女儿离开了我，她想要自由，”葛楚呜咽地说，“她性生活太多，成天在酒吧和租来的房间里鬼混。”看到塔邦喜欢化妆、穿紧身衣服，母亲备感恐惧，一想到艾滋病可能会在下一代身上重演，她就无法忍受。至于塔邦，她说或许她朋友跟男人上床是为了金钱或礼物，但她自己绝对不是。

“不管我母亲怎么说，我还是处女。”塔邦说，接着也哭了起来，“她从来不相信我，就只会对我大吼大骂。”

“你母亲很爱你。”尼可跟她说，“她骂你，完全是因为她爱你，关心你的情况。”

“她一点也不爱我！”塔邦愤怒地回道，眼泪从脸颊滚落下来。她站在家外头，离母亲有15英尺远。母亲也在流泪。“要是她爱我，她就会好好说而不是动手，她就不会这么说我坏话，她就不会不接纳我的朋友。”

毫无疑问，当地学校应鼓励像塔邦这样的女孩禁欲守贞，而且那些教育方案也不应该就此打住，还要继续向人们解释保险套能够大幅降低艾滋病病毒传染的风险，同时应该示范如何正确使用保险套。政府应鼓励男性割包皮，这能大幅降低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而且应推广性病的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