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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王安劝他说：“将军闲下来可读一读《坛经》，那官场沉浮勾心斗角，历朝都有，还是六祖慧能在《坛经》一书中说得好：‘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哈！”

熊廷弼从盒子里拿出人参，请王安过目，王安毕竟在宫中多年，居然能说出这人参的年头儿和名字。王安收下礼物后，取出一个扇面送给熊廷弼，说：“昨儿听说经略要来，我赶忙让画工在这扇面上临摹了一幅《牧童骑牛》图，我还在上面抄录了一首宋朝黄庭坚七岁时写得《牧童诗》，送给熊将军赏玩。”熊廷弼接过扇面一看，只见上面画着一个憨态可掬的牧童，正坐在牛背上横吹短笛，再看那首七言诗：“骑牛远远过前村，短笛风吹隔陇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熊的目光长久的停留在诗的末两句上，他仿佛从中咂摸出一些味道来！……

四

在朝的东林党人决定发起一场“驱方（从哲）”行动。这要缘于先皇服用李可灼“红丸”药猝死，而方从哲依然赏赐李犯银两一事。李可灼药杀先皇朱常洛，满朝共讨之，全国共诛之，方从哲却不以为然，他认为主要责任不在李可灼身上，因此才出现了皇上已死赏银照发的怪事。御史们知道了这桩事后，纷纷上疏弹劾李可灼的“庸医杀人”之罪，在舆论压力下，方从哲不得不重新拟旨，改为“罚俸一年”　，事后方看到大臣们依然是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只得又再一次拟旨改为命李可灼“回籍”　。……大臣们尤其是东林官员，看到方从哲先是袒护，后又是从轻发落，到最后竟不了了之，任李可灼逍遥法外，于是群情激愤，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地“倒阁”行动。

若要驱“方”　，需先打“狗”　，浙党御史刘廷元便是这样一条护院狗。当他得知党魁方从哲遭到围攻，便跳出来为方辩护。东林党人给事中惠世扬首先应战，他熟知刘廷元在“梃击”一案中的表现，便上疏参劾刘偏袒凶犯张差，并接受郑国泰的巨额贿赂。刘廷元被人揭了短处，马上反咬一口，说惠世扬结交宦官干预朝政。他煞有介事说惠世扬曾换上黑衣小帽，夜入王安在乾清宫的值房，二人潜谋定策，有不可告人的勾当。一天早朝散后，惠世扬堵住刘廷元，说：“请问刘大人，先皇驾崩，普天下都穿白色丧服，惟我一人身穿黑衣，还要夜闯宫禁，这岂不是自投罗网　？嘻！”刘廷元听了颇为狼狈，他后悔自己道听途说，没走脑子。

几天后，新任吏部尚书张问达再次参劾刘廷元。他除揭露刘在梃击一案袒护郑贵妃一家外，还痛斥刘陷害提牢主事王之寀的罪行。王之寀在梃击一案中审出内情真相，并主张追查幕后指使，却被刘廷元在“丁巳京察”中诬为“乱贼”　，并被罢了官。皇上朱由校听秉笔太监读了张尚书的奏折，当即下旨：“刘廷元降三级。调外任用。”

逐走了刘廷元，给事中惠世扬开始疏参方从哲，他历数方的“十罪”　：独相十年，妨贤误国，罪一；骄蹇无理，失误宪典，罪二；梃击东宫，庇护奸党，罪三；恣行胸臆，篡改圣谕，罪四；纵子杀人，蔑视宪典，罪五；阻抑言官，蔽壅耳目，罪六；陷城失律，宽议抚臣，罪七；马上催战，覆没全师，罪八；徇私罔上，阁臣蒙羞，罪九；代营征税，蠹国殃民，罪十。此外惠世扬还罗列了方的三大失误：对郑妃求封太后依违两可、听任李选侍久居乾清宫、为崔文升脱罪为李可灼拟赏。

此时已被起用为刑部右侍郎的邹元标，在入京途中也上疏弹劾方从哲，他讲的比较实事求是。他指出方从哲秉政七年，对国事无大的辅助，特别是辽战中力主速战，导致数万生灵血染沙场。此外党同伐异，尽除朝中清流，偏向郑妃，致使朝中凡同情东宫者，往往被称为小人，此是何等令人不平的景象？……

对言官的兴师问罪，方从哲并不一一辩解，虽然他明知有些罪名言重了，譬如惠世扬的奏疏，但他还是保持了沉默，只是一次又一次上疏请求辞官。皇上先是挽留，并下谕责备惠世扬“诋毁”　，可方从哲执意引退，辞疏多达六次，皇上最后只得应允了，他降旨进封方从哲为中极殿大学士，赏赐银币、蟒衣，并派遣行人（八品官）护送回籍。

其实，方从哲心里很清楚，自己出“阁”只是时间早晚的事儿，小皇帝已多次派人去福建征召叶向高了。自己与叶大人相比，无论从资历上，还是从治国能力上，都相差甚远，叶只要一入京，必是首辅！叶一向又与东林党人过从，那内阁中的刘一燝韩广必受重用，自己只能甘居末位了，不如走为上策　？……何况自己天生就是一个知难而退的人，不喜欢与人争执，这些年国家多事，自己当这个首辅已是勉为其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