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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周作人首先忙的是另一件事。一九一七年九月四日，他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编纂员——此项兼职至一九一九年三月才辞去。月薪教授初级为二百四十元，以后可以加到二百八十元为止。十月一日，首次上课。周氏不以口才见长263，然而所讲内容堪称新颖。“其时我才从地方中学出来，一下子就进到最高学府，不知道如何是好，也只好照着中学的规矩，敷衍做去。点名划到，还是中学的那一套，但是教课，中学是有教科书的，现在却要用讲义，这须得自己来编，那便是很繁重的工作了。课程上规定，我所担任欧洲文学史是三单位，希腊罗马文学史三单位，计一星期只要上六小时的课，可是事先却须得预备六小时用的讲义，这大约需要写稿纸至少二十张，再加上看参考书的时间，实在是够忙的了。于是在白天里把草稿起好，到晚上等鲁迅修正字句之后，第二天再来誊正并起草，如是继续下去，在六天里总可以完成所需要的稿件，交到学校里油印备用。”264“希腊文学史”起手于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二日，“近代欧洲文学史”起手于九月二十四日，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又开始写“罗马文学史”。六月课程结束，重加编理，成《欧洲文学史》一书。其中近代欧洲一卷，仅包括“中古与文艺复兴”与“十七十八世纪”两部分。十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列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这是周作人来北京后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世界文学史迄无移译，该书自有草创之功；作者藉此所展现的广阔的文化视野和系统的文学史观，在同辈人——包括北京大学的同事在内——中显得特别突出。虽然以后他的自我评价不高：“这是一种杂凑而成的书，材料全由英文本各国文学史，文人传记，作品批评，杂和做成，完全不成东西，不过在那时候也凑合着用了。”然而难能可贵之处，恰恰在于没有现成“母本”，居然编出一部条理清晰，内容丰富的文学史著作。至一九一九年三月，周作人仍在续编讲义。以后他拟增补《欧洲文学史》，但未果：“后来商务印书馆要出一套大学的教本，想把这本文学史充数，我也把编好了的十九世纪文学史整理好，预备加进去，可是拿到他们专家审订的意见来一看，我就只好敬谢不敏了。因为他说书中年月有误，那可能是由于我所根据的和他的权威不合，但是主张著作名称悉应改用英文，这种英语正统的看法在那些绅士学者的社会虽是当然，但与原书的主旨正是相反，所以在绅士丛书里只得少陪了。”增补部分已经遗失，其底本“近代欧洲文学史”讲义则保存至今，分“绪论”、“古代”、“古典主义时代”、“传奇主义时代”和“写实主义时代”五章，其中十九世纪部分占三分之二，正可弥补《欧洲文学史》不全之憾265。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4）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北京大学设立文科研究所，周作人参加了“改良文字问题”和“小说”两组。小说组成员还有胡适与刘半农。二位来北京大学任教比周作人稍晚，也都成为他的世界里的重要角色。刘半农曾谈到当时对周作人的印象：“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也。”266次年四月十九日，周作人在小说组做了《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报告。一九一八年二月，《北京大学日刊》开始征集歌谣，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负责编辑，钱玄同、沈兼士考订方言。此举虽非周作人所发起，他却堪称这方面的前驱。参与上述活动，使得周作人很快成为一个以革新中国文化为宗旨的群体中的重要角色。正如蔡元培所说：“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命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267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参加进德会，为乙种成员。——进德会发起于民国元年，此时为蔡元培所大力提倡，“以挽奔竞及游荡的旧习”268。其基本戒为不赌，不嫖，不娶妾；选认戒为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乙种成员即遵守基本戒，再加上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两条选认戒者。“不嫖，不娶妾”，自符合周作人一向的妇女观；此后他涉及相关问题，尤其是对待两个兄弟的婚姻的态度，与此也有很大关系。

一九一八年旧历除夕，刘半农造访绍兴会馆。在所写的一首诗中，透露周氏兄弟“欲招缪撒，欲造‘蒲鞭’”269，即有意在文学及批评方面一展身手。“说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来年。”继《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说》、《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