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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前，我跟大舅妈说明，我正在台北办理身份证更正手续，必须证明“纪琛不是章孝严生母”，把母亲栏位空出来後，方可再填入“生母章亚若”的名字。最能被采信的证明，就是将大舅妈和我的DNA做比对，所以需要她几根带有发囊的头发回台北化验。纪琛一口答应，由美伦现拔两、叁根头发，交由在场“驻洛杉矶办事处”的两位组长放入事先备妥的小信封袋并加封，然後用公文送台北“内政部”处理。当晚美伦忘了戴眼镜，她有深度近视，在拔大舅妈一两根头发时，一不小心拔了一小撮，大舅妈还忍痛只轻轻“哟”了一声，美伦连声说抱歉，真过意不去。

“内政部”接获“洛杉矶办事处”函转数根大舅妈的毛发後，并派员到我办公室拔了几根头发，立即交由“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进行DNA比对，九月叁十日报告出炉：“经DNA…STR　验，确认纪琛女士非章孝严之生母。”

提出经由冗长过程始获致上述必要文件後，再与台北市大安区户政事务所和“内政部”多次公文往返，由“内政部”约集“法务部”及台北市政府等相关单位会商，复经“司法院”专案研议等慎重程序，方於二○○二年十月获得通知，同意为身份证之更正，全案才算确定。

台北市户政事务所原通知十一月初即可换发新身份证，但我刻意延迟一个多月，到十二月十二日才去申领，因为那天是我和美伦的结婚纪念日。

叁十年前，我和美伦交往一段时日，论及婚嫁时，她才知悉我的身世。我一直对婚後未能让她成为名副其实的蒋家媳妇而耿耿於怀。当今天终能把身份证依法更正为“父亲：蒋经国”、“母亲：章亚若”时，这份喜悦当然要和美伦分享，以弥补几十年来的缺憾。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午由“立法院”王院长出面办了茶会，既是结婚纪念，更与友好庆贺归宗的实质完成　根据身份证之更正，我可以大声说：“蒋经国是我父亲！”

坚守对孝武孝勇的承诺

很少有人知道在领取新身份证之前，我曾要求户政事务所同意我暂时保有母姓。户政事务所在通知我换领新身份证时，原依有关规定，要求我同时改从父姓“蒋”，我基於特殊考量，并提交一份“从母姓决定书”，陈明“本人办理户籍资料父母栏更正登记申请手续，志愿仍从母姓，不改从父姓。特此声明为证”。我才得以维持“章”姓。我之所以这麽做，有我的苦衷和思考。

一九八八年父亲经国先生过世後，我和孝勇和孝武两位同父异母兄弟才开始有了较多的接触。我和孝武走得更近，他不只一次主动和我谈到，并问我有关“认祖归宗”的事，我只能说：“这是多年的愿望，但不急。”他说：“这本来就是合情合理的事，但是，可不可以等到我母亲百年以後再处理，我还可以协助。”我说：“当然！我很了解也非常谢谢。”孝勇和我谈到这件事时，持同样的说法，我也表示同意。我把他们的意见当面转告了孝慈，他没说什麽，只淡淡回应一句话：“都等了五十多年，还有什麽好计较的了。”

千万没料到，一九九一年七月叁十日孝武突然过世，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孝勇又病逝，而且都比他们母亲蒋方良女士走得还早。孝慈也在和孝勇同一年的二月十四过世。蒋家第叁代凋零之速，令人无限感慨。我面临的环境，和几年前又完全不同了。在“归宗”这条路上有直接关系和能帮上忙的人，都一一不在了；有时深夜沉思，我真不能确定上天会特别厚爱我几年？连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孝慈都猝而病逝，凡我能掌握的生命，都是上天特别的恩赐，我要自己一天当两天用，活出它的意义来。一种责任呼唤，让我在二○○○年启动“认祖”的第一步，因为我不知道这件事到底办不办得成？更不知道这条路到底要走多少年？但是我会坚守对孝武和孝勇的承诺，“归宗”的完成，一定要等到他们母亲百年之後。

这是为什麽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取得新身份证上的“父亲”栏已改正为“蒋经国”时，但我仍要求保留母姓的原因。

蒋方良女士於二○○叁年十二月病逝荣总，她出殡当日，为示尊重，我携美伦刻意离台，避免出席或不出席的尴尬，以及媒体的议论，而造成对她的不敬。在她老人家过世之後，我才再次与台北大安区户政事务所苏素珍主任联络，提出改从父姓“蒋”之申请。俟蒋方良女士过世满“七七”四十九天後，二○○四年四月十八日，我始换领真正象徵“认祖归宗”圆满落幕的那张新身份证，除本人依法改名“蒋孝严”外，配偶及子女亦均得办理姓名变更登记。

我把改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