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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仪间接递送关怀
长期辅佐经国先生的秦孝仪院长,在一九八○年前後和我及孝慈渐有互动,这是因为我在“外交部”的工作,逐渐与台湾故宫博物院有较多联系的关连。担任“北美司司长”时,举凡有重要的美国参众议员前往故宫参观,均会由我陪同,而每次秦院长都亲自接待,於是和他见面的频率就多了起来。在此之前,和他可说是素昧平生。
我对秦院长很尊敬,至今当面必称“孝公”,他对我也很爱护。孝公早年追随“老总统”,後来更辅佐经国先生。他曾私下跟我说,能和蒋家叁代维持难得的关系,算是可贵的机缘。後来秦院长经常邀我和美伦到故宫小叙,每次也都会邀约孝慈和申德同往。秦院长年高德绍,又和层峰来往密切,他的嘘寒问暖,让我们可以间接感受到一些来自蒋家的温暖。我不知道他这麽做,是否来自父亲的授意或暗示?
秦院长民国十一年生,长我二十一岁,由於他的体态和举止,比他实际年龄看来还要大些,我们把他也当成父执辈的长者,对他说的建议,我们都充分尊重。
这次发生“蒋家身份”阻碍仕途的事,在以往只有去找王升想办法,但他於一九八七年就因功高震主被下放到离台湾最远的巴拉圭担任“大使”,直到经国先生过世两年後,一九九一年才奉调返岛。那段时间里可以谈上话和帮上忙的,仅剩下秦院长了。
知道沈昌焕对我出任“次长”有意见後,我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做法来解套。
我去见秦孝仪并告诉他,设若我担任“常次”,可以把“外交部”叁位“次长”的业务分工重作调整,我可以不主管北美业务,并承诺在日後所主管区域内的任何重要外宾“晋见总统”时,都不由我陪见,改由“政次”丁懋时或另一位“常次”前往。多年来丁懋时虽不多言,但对我的境遇十分了解,也曾暗中施以援手。秦孝仪把我的想法和丁懋时商量後,认为可行,於是由秦院长来进行。以他数十年在官邸里磨练出来的老谋深算,终能把我遭遇到事业上的第一个瓶颈打破。他告诉我,他伺机私下向经国先生做了非常婉转的陈述才获得首肯。然後他再把经国先生的决定转告沈昌焕,沈昌焕也就不能再说什麽了。
很多人以为有蒋家的背景真好,在工作上必定飞黄腾达。但是,从我大学毕业到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父亲不曾提拔过我一次,这次升任“次长”的波折就说明了一切。
外放美国受阻挠
其实,早在一九七叁年底,距离当时十四年之前,我就遭遇到强烈的干扰。
一九七二年九月,我从“欧洲司”二科调到“常务次长”陈雄飞办公室担任机要 书。当时和我同一个办公室担任“部次长”机要的,还有张炳南、吴子丹和乌元彦等人。在 书处的工作时间不仅很长,性质和内容也繁重,却是磨练的机会,至少对“外交部”各个司处的业务,能有较为广面和整体性的认识。一般来说,担任过“部次长”机要的,日後外放的
地点都会是比较热门的美国或日本。我也不例外,在一九七叁年十二月接到部令,外放到许多年轻“外交官”梦寐以求的美国旧金山,出任“总领事馆副领事”。
拿到这张部令,我心中的喜悦非比寻常。它不仅代表了多年的打 总算有了结果、早在高中即立志要以“外交救国”的美梦逐步成真、从小答应外婆要争气的支票逐渐兑现了,也代表靠自己的才智而非家庭关系,可以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在竞争激烈和公平的环境中,成功地迈出“外交”生涯上美好的第一步。
自己打 到手的!
那天一下班,我急着回家告诉美伦这个好消息。她也十分兴奋,因为她知道做“外交官”,是我多年宿愿。结婚前追求她的时候,我刚考进“外交部”不久,曾向她夸下海口,我会做一个出色的“外交官”,要她嫁给我,她会是我工作上最好的帮手和伴侣。到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出任“副领事”,虽不是什麽了不起的官位,已令我深感骄傲,在心中的一个角落,听到微弱但清晰的声音在说:“你比许多只依赖家庭背景和财富来创业的人强多了,你的第一张派令,是自己打 到手的!”其中的喜悦和甜美,只能和美伦分享,因为只有她才能体会。
当天晚上我很高兴地打电话给王升和宋时选,转告他们这个好消息。但是在电话中,他们显得有点意外,他们不晓得我怎麽会这麽快就外放,仍向我表示恭喜。电话中我特别请王升向父亲转报这件事,同时,我提出想在出国前和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