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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钱在自家的厅堂里安装上一个绿色塑料壳的广播。母亲为了节省开支，没有出那份钱，家里没有安装。我有些羡慕那些有绿色塑料壳广播的人家，我总是偷偷跑到人家的厅堂里，拉下那个长线，就听到广播里杂噪的声音。农忙季节，广播站可以接驳到镇上的农技站，农技站的技术人员就在广播里发通知，告诉大人们该准备育秧了，或者该去水稻田里杀虫了。

普回外公是个正气的顽固派，虽然得到大家的尊重，但始终因为工作作风太不灵活得不到更多人的认同。那些年老的书记大致都是如此，受过严格的党政教育，经受过特殊时期的磨砺，他们的意志更强，正义感更高。只不过时代的变迁太快，他们在诉求改变之风的农村领导末班车上，总有些被埋没和排挤的悲伤。

182　广播站没有花鼓戏播放，更没有流行歌曲广播。往往都是当做发通知的工具。我们那时很期望广播站里可以听到不一样的声音，也总是站在二楼的门口透过上锁的门缝看那台红色木柜里的广播设备。事实上，自从广播设备架在邹家坊小学的二楼，这间原本属于老师住宿的地方就被村里征做村委会办公地点了。往往下课之余，可以看到村里的党员同志都在楼上的小屋里开会。农村的党员会议往往较真，那些平日劳作的党员同志在集体会议上却表现的充分自由和*，会充分的讨论和辩护，往往不达成共识不会罢休。

那些年，这样的会议在村里很有意义，党员们回到各生产队会传达会议精神，传达农耕讯息和村里关于集体事务的决定。

183　有一天下午，我们在子成家里制作水枪。那种水枪并不是现在市场上五花八门制作精巧的水枪，那只是农村孩子流传下来的简陋玩具。取一段苦竹，保留一个竹节，在中心钻个小孔，再找根细木棍，裹上布条，塞进苦竹筒就可以去水渠里抽满水。其实就跟年秀奶奶打针用的注射针筒一样，抽满水的苦竹水枪，重重的推挤那根细木棍，里面的水就压成细水柱打在别人的身上。我们每人都有一支这样的水枪，往往藏在书包里，在放学的路上，约好上新屋的孩子们在水渠边列队。统一取出水枪，统一抽满水，然后郑重其事的宣布一些规则：不可以把水射向书包，因为里面有书本和作业本；不可以射人眼睛；不可以射人耳朵。我很好奇这大概就是最原始时代的战争模式吧，大家开战之前都遵守规则和礼仪。

184　苦竹水枪还没制作好，就听见广播里有人说话，接驳的是乡里的教育办。一个外乡口音的人开始念名单，初始我们还笑话那个外乡人蹩口的发音，后来突然听到“刘敬敬”的类似发音，我们都有些惊讶，这毕竟是第一次听到广播里说起我们邹家坊的孩子的名字。后来才知道，那是一份考上中专示范的名单，刘敬敬初中毕业考上去了吉首的一个农业学校。这在当时是绝对受人瞩目的，毕竟从山村里考出去的孩子并不多。一时之间议论此事的大人们都大赞刘敬敬争气，见到刘敬敬的父母也有些嫉妒的说些奇怪的话。

我那时也确实充满崇拜的羡慕那位刘敬敬哥哥。我知道他家单独住在梯田上，比谁家都偏远，平时没准半年都没人去他家拜访。很早就耳闻说他和他的妹妹是极其懂事和爱学习的孩子，即便去放牛也都是带上小马扎坐在到稻田边看书。我也确实见到那位考取功名的刘敬敬哥哥回家时掩不住的满脸笑容和自豪。

185　事实上，刘敬敬不算的上村里最早的大学生，我的三叔才是，而且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只不过那时实在村里可以考取功名的孩子太少，好多年才出一位，每一位都让乡亲们视为骄傲。我们这帮整日无所事事，玩水枪，抓蜻蜓的孩子们虽然心存羡慕，却没有人要求奋发图强。只是大人们却总拿刘敬敬哥哥来说事，见着我们不学好就大声骂我们没出息，瞧瞧人家刘敬敬哥哥。

到现在我还是认为不要总是和人比较，人比人，害死人。但是我也不否认，自小就是靠这样的比较才让自己渐渐明白什么是正道，什么是荣耀，什么是是非。那些走出大山的年轻人虽然有些可恨的总是成为教育我们的典范，但我却在心里明白，我将来也要走这样的路，而且比他们都要强悍才解恨。

186　母亲成为村里的妇女主任之后，总要督促那些育龄妇女按时进行检查。我记得定期会有医疗小队来邹家坊小学，带上B超仪器，摆在二楼的房间里，然后母亲通知村里需要检查的妇女都过来。那些年代计划生育政策非常严格，所以管理计生的队伍超前强大，强大到足以让人害怕。母亲说起自己第一次去县医院开展工作时，见到那些需要打掉肚子孩子的年轻母亲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