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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类似的电视节目，使用类似的语言，讲述类似的故事……以最低成本追逐表演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全国人民竞相模仿，不管高官还是百姓，一旦面对摄像机就立即进入角色，原本说了一半的话立即吞回去，开始唱歌。

科学追求简单，计算出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并以试验得出最佳结论。科技主义之下具有极高的劳动生产率，泰罗制，福特汽车……机器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人性的魅力越来越少。希腊、罗马发展起来的科学、哲学、艺术……只有科学一枝独秀，主宰了人类。其他各方面的发展相对滞后，甚至停滞、倒退。科学变成谋生的手段。

今天，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而思想却相对滞后，并已大大落后于技术。每天拼命工作，耗费能源、耗费时间、耗费金钱、耗费精力……可是每天包围我们的科技产品中，有哪些才是生命必需的？我们每天奋斗，离人类、离自己越来越远。

过去写论文、发表文章、出书，都是按照字数计酬的，现在网络技术，Google一下，可以轻而易举地复制、粘贴、链接……要多少字，有多少字。

新闻时代的旧事（35）

出版社已不再以文章的长短为计酬标准，因为一个人可以瞬间组合出天文数字的鸿篇巨制。那些原创、自主、不可替代，有“思想”的“人”的劳动日益罕见，出版社已经开始以是否具有独立思想作为计酬标准。

《一个人的远行》作者之一，中国佛教博物馆常务副馆长圆持大和尚说：“中国政治一流，中国经济三流，中国文化不入流……有朝一日，中国不入流的文化拖垮中国的三流经济，扰乱中国的一流政治。”大和尚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心中有佛，口无遮拦。说的有没有道理，太有了！一个人如果只追求经济利益，不计艺术、哲学、宗教，那么，不管多强大的经济都不堪一击，都可能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损伤。

片面追求经济利益，“黑猫”、“白猫”就会超越法律。如果出于合同不严密、商务环境变换、自然和客观变化、战乱等不可抗力，即使失败，那也叫不成功的生意。如果事先设局、挖坑、拴套，欺骗合作方和消费者，到银行恶意贷款，搞财富大搬运，担山赶月，然后人间蒸发，那就不叫“商业运作”，而是经济犯罪，就是逃到天边也要被人绳之以法。

那天电视上介绍今年的北京国际汽车展，说有几个东北老哥，要看本特利。可能卖车小姐以貌取人，说这个车很贵，不买不能进去看。当即，天雷勾动地火，惹恼几位东北太君：“说他妈什么呢说！我他妈连你都买了！”最后买走8辆本特利，浩浩荡荡开回东北。你说，人家买不买车，都不该傲物轻人，怎么能说不买别看；买车就买车，干吗“连你一块儿买了”，这是什么事儿？

司马南点评说，是几个开矿的煤老板。但买卖双方肯定都比我有钱，英国高科技本特利的黑烤漆，折射了经济强人五彩人生。文化相当于人类细胞，基因坏了，不仅身体的各部分会生病，还会遗传下一代，生出来肯定是歪瓜裂枣。基因坏了，克隆出来的基因也还是坏基因。

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必须有三力

说到《世界是平的》，这本书的作者叫托马斯·弗里德曼，曾经是《纽约时报》驻中东记者，按照中国的习惯，绝对是“战地记者”。1988年写了《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讲的是中东战争和以色列，1998年写了《凌志汽车和橄榄树》，2004年写了《世界是平的》。

人的好想法不是在家里吃饭、睡觉、做大梦产生的，好多哲学家都喜欢生活“在路上”。

一个人在路上是从内到外的主客观态势，如果有人给你安排行程，给你开车，给你订房子，给你安排大餐，给你当翻译……你就不是人在旅途了，而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这时你不是思想者，不是行者，而是领导下乡，视察参观了。

托马斯·弗里德曼是犹太人，最初被《纽约时报》派驻黎巴嫩的贝鲁特。在那个年代，贝鲁特就是“战争”和“人间地狱”的代名词。他亲历了阿萨德总统镇压叙利亚异见教派、“哈玛规则”，也经历了1982年沙龙袭击贝鲁特。年龄渐长，长期在战乱地区，该换换了，于是《纽约时报》把他调往以色列。而他自己开着车沿地中海东岸，从北向南开。

贝鲁特当时等同人间地狱，耶路撒冷的含义是“和平之城”。穿过边界，以色列士兵检查他的行李时，有个网球从车厢里跳出来，顺着地势滚回黎巴嫩。进入以色列，他继续朝前开，发现公路右手出现提示牌—“前面海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