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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它们为什么不适合采访，就在这里简单说几句。首先说像素，这就是花活儿。商家拿出来唬人，煞有介事地说自己的相机有多少万像素，其实，像素只是照相机的一个指标，而且与CCD（电荷耦合器件图像传感器，Charge　Coupled　Device）的大小紧密相关。即使是同一像素的照相机，由于CCD的大小不同，所拍图片的质量简直天壤之别。装备一台照相机，并不是仅仅看它有多少万像素。

技术的飞速发展，促使媒体垃圾化。简单地拼凑、克隆、粘贴、组合，使得垃圾信息铺天盖地。报纸越来越厚，广告越来越多，真话和有效信息却越来越少……过去简单的纸媒体时代容易找到干货，现在则不是，无论什么内容上网一搜，都一大堆，光我唐师曾就有二十几万条，但大量重复，没有新内容。人类重物轻人，重技术而轻思想，这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儿。

在某些场合，技术已经严重束缚了思想的发展。比如录音机、录音笔横行，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人录下一段来，像赵忠祥那样一举成名。如果客观公正，不断章取义，倒也得过且过。问题是运用同样技术手段的录音、录像，在不同思想的驱使下，可以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不知道不同思想控制下的手，何时会摁“开始”键，事后又会如何剪辑，用于何种目的。现在，面对着一大堆录音机，我无权下令撤掉，但它们对我自由驰骋的思想已经形成了无形的桎梏。这就是技术束缚思想的一个例证。

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为此，我采访从不用录音机，我喜欢用一个小本子。这样做有几个优点。第一，尊重被采访者，记者主动放弃随机应变的话语权，双方在平等的氛围下思想交流，而不是技术探讨。第二，摒弃后工业时代的技术主义，避免简单的收集、拼装、粘贴、复制……的可能，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必须动脑子，从事体能、技能之外的智能劳动。第三，文责自负，锻炼自己的文笔。大量使用间接引语，谨慎使用直接引语。第四，逐渐培养自己独立的价值观，避免不负责任的断章取义，以讹传讹，花边新闻。第五，节省了录音整理的时间。

在我的工作过程中，我发现一些外国记者也大量使用类似的本子。我是摄影师，本子偏小，而文字记者的本子偏大。我看美联社、路透社之类的记者的本子仿佛都只比A4纸稍小，不便携带。为了避免丢失，他们总把本子插在后腰上—这是人身上直径最大的一个口袋，而且敏感可靠，绝对挤不掉。即使掉了，也是掉在自己的裤裆里，属于肉烂在锅里，不会造成损失。

我看现在的很多记者使用的本子都不专业，外表是光滑的塑料皮，从技术上讲这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产品，光滑、厚而不便使用，不易携带。本子过大、过小都不合适，具体形式还要根据“实战第一”的原则。我不是说我们“百花齐放”，使用不同的本子不对，只是说新闻本身就是洋人发明的，他们制定了各种规则，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也应该借鉴洋人的经验。

好的记者，最终都会与政治相关。最著名的是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动物庄园》的作者。他以政治家的眼光、记者的身份、独特的视角审视并记录了自己所经历的各种事件，具有高超的叙事技巧；在披露鲜为人知的内幕的同时，伴以独特的思考。奥威尔最大的特点是他卓尔不群的独立思考。他无疑是一名政治作家，超脱、率直、敏感，这使他在任何政治制度下都无所适从。

奥威尔认为，撇开谋生的动机不谈，记者写作不外以下四大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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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时代的旧事（4）

1。　纯粹的自我主义。希望看起来聪明，希望被人谈论，希望死后仍被人们记起，从那些童年时代曾经嘲笑过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的人们中找回自信，作家、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律师、军人、成功的商人……简言之，整个人类社会的顶层都拥有这种动机。大多数人并不是极端自私的，大约在30岁以后，他们就会抛弃自己的雄心壮志—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完全抛弃了自己作为独立个人的意识—主要为他人活着，或者是在苦役下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但也有极少一部分有天赋的固执的人，他们决定一生都过自己的生活。作家就属于这一小部分。严肃的作家，应当说在总体上比报纸撰稿人更自负，更以自我为中心，对金钱兴趣不大。

2。　审美热情。即对外部世界美的感知，对词语及其正确搭配、对刚毅而美妙的旋律的感知。希望与别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