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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意乱、悲痛不可终日。

她在3月5号，丢弃我们自杀解脱。也就是在那一天，日本人击破我军匆忙构成的最后防线，攻占巴达维亚。

我根本无法同叔叔或婶子联系。是我们好心的邻居帮我埋葬了母亲。同她一起掩埋的还有很多战死者。他们为了捍卫自由而献出了生命。

3月7日，我们得知日本人已经不战就凯旋进入苏腊巴亚。那是荷属东印度群岛总督被迫投降的结果。

我们的学校立即被查封。荷兰人中，愿意同日本人合作的，被授予特殊的臂章以示识别；不愿效忠者，则被送往集中营。结果，在两个月之内，很多荷兰人被关进集中营。尤其是那些社区或政府的领袖，都被一网打尽。但这没有牵扯到我和我的大多数学生朋友。很明显，日本人还顾不上我们。

4月11日，占领军当局发布命令，强制所有非日本血统的人进行登记。这改变了所有的一切。

当时，我住在我的朋友玛姬家里。玛姬和我都去登了记。因为据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食物配给，或者找到工作。岂知到了6月底，我俩都被网进了集中营。

集中营的生活条件非常简陋。我们只有有限的食物和勉强的栖身之地。进去不到两周，我便瘦了好几磅。集中营中很多人开始生病。就在此时人们听到有关劳工营的传言，说那里的人有丰富的食物，甚至还有工资。可巧，一个星期五的上午，就有日本官员来到集中营招募工人。

所有的人都排队应征。结果我和玛姬，以及另外两个和我们同校的女孩安妮和琳达入选。我们被推上大卡车的蓬舱，带离集中营。车篷紧闭，我们不知正被送去何处。但行车的时间长达数小时。人群中有谣言猜测，我们正被送去日本军营，为士兵准备饭食或者浆洗衣服。

我则对到底要做什么工作毫不关心。我只清楚一个明显的现实：如果不设法离开那个集中营，就会庾死其中。可怜像我这样幼稚的女孩，对世事的险恶一概无知。一心幻想自己将用工作来挣钱；做梦也没有想到其中包含的危险。

当天晚上我们一行在三宝垄【Semarang，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北岸港口城市】的一个旅馆下榻。四个女孩挤在一间小房间的两张床上。就是睡觉的时候也有士兵监视。我们质问，为什么不能给我们一定空间，保护隐私？他们只是简单回答说，那是上级的命令。

一夜无话。第二天早上，我们又被推上卡车继续最后的旅程。

我们被送到苏腊巴亚市工业区内的一幢大房子。房子位于一个兵营外面，那是我们的住处。内中有很多窄小的房间。一间房间被分配给一个女孩。房间除了窄小，也没有什么家具。一床、一椅，一个小衣柜和一张床边小桌，就是全部的陈设。除了我们，房子里已有大约十个从韩国来的女孩。

由于旅途劳顿，我倒在床上便立刻进入梦乡。我大概睡了不少时候，到琳达叫醒我时，已经是吃晚饭的时间了。我嘟嘟哝哝地回了一句『我不饿』，便又反身再睡。直到深夜才被一个进入房间的日本军官惊醒。

他的年纪不轻，大约五十岁左右，配有上校军衔。看起来是邻近的军事基地的指挥官。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基地是一个军事研究设施，叫做『アンチ流行給水ユニット』，即防治流行病净水供应部队。该设施有数百名军人，名义上是在进行预防传染病的研究。实际上，广为接受的谣传说，他们真正进行的是生化武器研究。基地内还有一个专门的小监狱，用来关押做为实验对象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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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校一言不发，示意我跟他走。他带我离开小房间，来到街上，向不远的另一个庞大的水泥建筑走去。它看起来像一座仓库，石头墙、粗木地板、高横梁天棚。除了一间大屋，整个建筑空空如也。我被带进那间屋子。看见里面有各种各样叫不出名字的刑具。他们把房间布置成一个中世纪的刑讯室。

上校叫我坐在一把像牙医用的椅子上。把我的手脚牢固地捆在扶手上。然后，他从腰带上取下一把大刀，将我的衣服划成碎条，从身上剥离，直到我赤身暴露在他面前。上校不知我会日语。他用支离破碎的荷兰语对我说，他是一名医生，将要对我做全面的检查。

我不相信他的鬼话。主要因为他的行径与医生相去太远，其次，我也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所谓『检查』。

在检查过程中，他确定我仍然是个Chu女。并且，当然没有任何性病。他自己在内心挣扎，盘算今晚对我如何处置。他原想在当晚强Jian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