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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实验应该没有丝毫含糊。

“绝对！”康托急于说清楚这一点。“我告诉你另外一个真实的故事，你听了会吃惊的。哈佛大学的卡罗尔…威廉斯（CarrollWilliams），他是一位倍受尊敬的昆虫生物学家。他曾经有一位捷克来的博士后，卡雷尔…斯拉马（KarelSlama）。他到哈佛去继续他在布拉格开始的研究。他随身带了一些他在家乡已经研究了多年小虫，可很奇怪，尽管他喂给它们同样的食物，斯拉马始终无法让这些昆虫在马萨诸塞交配，繁殖后代。你知道最后是怎么回事？”

“是他们养昆虫的那个广口瓶底部铺垫的那张纸片！”康托得意地说。“那张纸是用来放养昆虫的作用。他在布拉格一直这样做，最后，他把纸拿走以后，那些昆虫在剑桥过得得很快活。”康托很高兴讲述这个故事。他因此忘记了他真正的问题。“欧洲的纸张所用的树与北美洲的不同，是用香脂冷杉木造的。他们从香脂冷杉纸浆里离析出了后来被称作”纸因子'的东西，它造成昆虫不正常的生长和夭折。我仍然记得那篇实际上应该说是非常严肃的结论：《波士顿环球报》和《华尔街日报》有抑制作用应该禁用，而《自然》和伦敦的《泰晤士报》则无碍。“

“莱昂纳多，我对你知识的渊博感到惊讶：我们从肿瘤开始，一直谈到《华尔街日报》对昆虫的抑制作用。”她举起玻璃酒杯。“为斯塔福博士的实验也遇到这种有趣的情况而干杯。”

“真那样就好了。”他忧郁地说。“谁知道呢。克劳斯第二次失败的时候，我让斯塔福与我一起在我办公室隔壁的小实验室里面一起做那个实验。”

“怎么样？”

“成功了。”

“那太好了。”她满面笑容，说：“你肯定很高兴。哈佛那个人怎么说？”

第36节　它不行怎么办

康托仿佛没有听见她最后的问题，继续说：“几个月之前，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个实验。理论上更加复杂，但是做起来比较简单。我决定自己动手做。”他看着她，半含歉意地说。“那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到芝加哥，或其他地方去的理由。你是第一个知道我在干什么的人。只需要再过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就可以知道……”他没有把句子讲完。他能说什么呢？说到那时他就可以知道他是否必须公开鞭挞自己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开始一项新的实验？既然斯塔福的实验在你们实验室里很成功，为什么不让哈佛的人再重复一次？或者，更加简单：请他们从哈佛过来，在你们的实验室里与斯塔福一起做实验？就像你们那样。”

葆拉一点不傻。他很赞赏地想：我不妨再谈得更加深入一点。“假如，下一次，它不行怎么办？记住，这个实验不是几天时间就能做完的：要几个星期才能完成。如果只有在斯塔福在场的情况下才能成功，那么它不是真正成功的实验。至少，在我所谈论的社会合同中不算。知道吗，如果出现那种情况，我必须如何处置这件事？在同一份杂志上发表声明说，实验因为某种不知道的原因无法重复。在克劳斯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看来，那就是我的广义肿瘤发生理论的终结。那就不是诺贝尔奖的问题，而是关乎我的名誉。你知道那个字：Schadenfreude吗？”

“不。”

“那是德语里面的一个字，有点像格式塔或者世纪病，它有一种特殊的意味，英语里面找不到完全对应的词——与'心满意足'还不完全一样。你的声誉越好，你撤回研究论文的影响就越大，对手也越发幸灾乐祸。”

葆拉大叫起来：“我简直不敢相信你说的话。你们这些科学家，社会契约的支持者，当有人犯错误的时候，你们竟然会像其他人一样觉得幸灾乐祸？甚至在他承认错误的时候？”

康托不由得叹息一声。“答案恐怕是'是的'。我很惭愧，我也犯过这种错。我是说有幸灾乐祸的感觉，”他迅速地补充说。“我从来没有不得不撤回发表过的文章，希望这一次也不要这样。因为这种事情是很少有的，无论是真的无辜，还是有什么别的——”

“'别的'是什么意思？”葆拉打断他。

“数据被人为操纵。甚至彻底出错……”

“会有这种事吗？”

“不经常发生。”他坚定地回答。“刚才我说了，人们的记忆长久得令人难以相信。我猜想是终身难忘。我们互相依赖，需要绝对的信任，所以，一旦某人在科学界的信誉毁了，就再也不可能完全恢复。一般来说，就是身败名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