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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勒把戈培尔、鲍曼、克莱勃斯将军和布格道夫将军召来做见证人，他在“政治遗嘱”上签了字，然后他们也在这个文件上签字。

随后他又迅速地口述了他的私人遗嘱。在这一部分遗嘱中，他回顾了他的奥地利下层中等阶级的出身，解释他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要同他的新妇一道自杀；他还处理了他的财产，他希望这笔财产足够使他的遗族维持温饱的生活。希特勒倒是没有像戈林那样利用他的权势为自己捞一笔大财。

在斗争的年代中，我曾认为我不能承担结婚所给我带来的责任，但是现在，当我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我决定与我有过多年真诚友谊并自愿在柏林已遭围困之时来到这里与我同生共死的女人结婚。

她自愿作为我的妻子同我一道死去。这就弥补了由于我服务于人民而进行工作给我们两人所带来的损失。

我的所有财物，不论其价值多少，都属于党，如果党不存在了，就归国家。假如国家也灭亡了，那我就用不着再交待了。我这些年来所收集的绘画从来没有打算作为私藏，而完全是为了在我的故乡多瑙河畔的林嗣建立画廊之用。

他指示遗嘱执行人鲍曼把所有值得作为私人纪念品的东西交给我的亲属，并给他们一笔足够维持一个小资产阶级生活水平的费用……

我的妻子同我决定死去，以免遭受被推翻或者投降的耻辱。我们希望我们的遗体将在我服务于人民12年来进行大部分日常工作的地方立即火化。

希特勒在口述两份遗嘱之后已经精疲力竭，回到室内睡了。这时天已破晓，曙光照到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安息日的柏林。全城被浓烟笼罩着。俄国人大炮的直射程之内的房屋在倒塌、焚烧。他们离威廉街和总理府已经不远了！

希特勒睡觉以后，戈培尔和鲍曼就马上忙碌起来。希特勒在他们作为见证人签过字的“政治遗嘱”中，曾明确指示他们两人离开柏林参加新政府。

鲍曼十分乐意服从这一指示。尽管他对元首忠诚，但是如果他能避免的话，他是不想同元首一道同归于尽的，他一生中唯一希望的是在幕后指挥的权力，也许邓尼茨仍会给他这种权力。这是说，如果戈林在得悉元首去世的消息后不篡夺宝座的话。为了确保戈林不致篡夺，鲍曼马上给在伯希斯特加登的党卫队打了一个无线电报。

……如果柏林和我们沦于敌手的话，必须将4　月23日的卖国贼消灭。战士们，负起你们的责任！这关系到你们的生命和名誉！

这是一道要谋害戈林和他的空军将领的命令，鲍曼早已使党卫队将他们逮捕了。

戈培尔博士与鲍曼相反，但与爱娃·勃劳恩一样，是不愿意在他们敬爱的元首已经逝世的德国活下去的。他早已把命运交给了希特勒。只是由于希特勒，他才得以飞黄腾达。他一直是纳粹运动的主要预言家和宣传家，而且在制造纳粹神话方面仅次于希特勒。为了使这些神话能够流传下去，不但元首应当壮烈牺牲，作为元首最忠实的追随者，唯一没有背叛元首的党内元老，也必须壮烈地死去，给后世留个榜样，有朝一日能够使国家社会主义的火苗重新燃烧起来。

当希特勒休息之后，戈培尔似乎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回到他那地下室的小房间里去写自己对当代和后代的遗言的。他把他的遗言叫做“元首政治遗嘱的附录”。

元首已经命令我离开柏林……到他所任命的政府里去担任一员领导。

我一生中还是第一次必须坚决拒绝服从元首的命令。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也同我一起拒绝服从。

在最危急的时刻抛弃元首，实为人情和忠贞所不许；何况在今后余生中，世人将把我看作是一个可耻的卖国贼和下贱的无赖，我不仅将会失掉同胞们对我的尊敬，也会失掉自尊心……

在元首被叛逆的梦魇缠绕着的战时这些最危急的日子中，少不得要有一个人无条件地陪着他直到最后牺牲……

因此我相信我正在为德国人民的前途做一件最好的事情。在今后艰苦的岁月里，树立榜样比活着更重要……

基子这种理由，我同我的妻子一起，并代表我们的儿女（他们太小了，还不能表示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的年龄比现在大一些，也会毫无保留地同意我们的决定）表示坚定的决心：即使帝国首都沦于敌手也不离开它，而要在元首的身边结束我的生命。因为如果我不能生活在元首的身边并为他服务，生命对我个人来说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4　月29日早晨5　点半钟戈培尔写完了他的遗言。柏林已经破晓，但战争的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