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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的精神痛苦。虽然性活动与人的生育本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但就性活动过程中感受愉悦而言，经验却为人们提出了与伦理本体相关的阐释。福柯把这种阐释引向了道德关注的领域，并勾勒出这种关注形成的结构：本体、义务、禁欲和目的。而在对这种结构进行反思中，他又提出了人们通常会碰到的四种概念：“快感的概念，通过它我们可以把握性行为中所认识到的‘伦理实体’；享用的概念，使得我们可以把这些快感实践为了在道德上受到好评而必须服从的约束形式……最后是作为完善的道德主体的特征的‘节制’、‘智慧’的概念。”②

福柯的阐释一方面是对色诺芬、亚里士多德和普吕塔尔克等人的作品中对性快感质疑的质疑，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应该在道德伦理主导下“有节制”地“享用”性快感。

按福柯的理解，由道德伦理支持下享受性快感，与亚里士多德批判的那种“无限度的性放纵”实不可同日而语，而是对性人格境界的一种提升。如果说性道德是性人格的灵魂，那么，完美的性快感则是在这种灵魂支配下的以性器官为通道的满足肉体欲望的活动。毕竟，性活动的终极目标是双方共享肉体的交媾。

快感与中国的道德规诫

在中国，西方性经验也好，性学家的性科学试验也罢，长期以来在社会中一直被莫衷一是。人们对性快感的评判标准始终羞于启齿，即使这方面有需要的医学援助者，大多数人也会欲言又止，总觉得谈性快感似乎有道德沦丧之嫌。其实这恰恰违背了人类生存的本体欲求。我们认同前人说的“万恶淫为首”的告诫，因为“淫”意指无度的性，无度的性是没有道德准则的；但我们却没有理由昧着人类生存的本体欲求去回避性快感体验，否则我们就很容易陷入性压抑的尴尬境地。

性压抑实际上就是心理和生理的双重压抑，这种压抑的可怕就在于会导致性理智的失控。一个人一旦性失控，谁也很难保他（她）会不会出什么乱子。

有这么一则故事，说的是某单位单身宿舍住着几个年轻的男职员，其中一个人爱讲黄段子，而另有一个人一听黄段子就报之不屑，以示自己的清高。爱讲黄段子的那个人常说的一句话是：“不讲性，人还活着干嘛！”不听黄段子的那个人则不置可否：“不听黄段子，我一样活得很好！”结果呢？没过多久，表示不愿意听黄段子的那个人因为偷看女人洗澡被当场擒获。事后，同事们议论纷纷，但远兜远转都不外乎一种评价：他跟正常人不一样！跟正常人不一样者“有病”，这种“病”在性医学称为“窥淫症”。患窥淫症的病因有很多，其中对“性活动”快感欲望的压抑就是病因之一。

为什么要压抑呢？首先是因为他把性看成是卑下的、肮脏的、色情的；其次是他把性与道德伦理隔裂开来，认为它是道德伦理的“死敌”，但又由于快感欲壑难填，致使他一心要想着如何冒犯道德伦理的规诫。规诫就是以道德伦理标准对人的欲望进行限制的产物。但就性快感而言，规诫又往往造就了“性罪恶感”与“性犯罪欲”交叉混杂形态的失衡或失控，而这种失衡或失控都是人本身自然的生成物（有人称此为天性）。也就是说，人的原形是自然的，是道德伦理的规诫“限制”出了人的理性。如此说来，柏拉图提出“必须给性活动强加三种最强有力的限制——害怕、法律与真话”①的规诫大有与人的自然天性相悖之嫌。福柯说：“性活动是通过大自然规定的、却又易于放纵的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表现出来的，这一点使得它与饮食及其可能提出的道德问题有关。性道德与饮食道德之间的这一联系在古代文化中是一个常见的事实。”②

而现代性科学中，人们似乎对性快感的道德评价标准有了默契，那就是双方自愿的、无伤自尊的。如果双方中有一方是非自愿的，性活动即使是以合法夫妻为名份的，那也和道德相悖逆；反过来说，如果是双方自愿的，但这种性活动伤害了他人，伤害了社会，甚至或伤害了自己，即使双方从中都分享到了性快感，那也无道德可言。

从理论上说，柏拉图的“性限制”观点迎合了道德伦理的规诫，但由于人的天性属于自然的生成物，因此在天性支使下的一些性行为就很难用道德评价来把握。我们既然提出了性快感的最高境界是双方快感的分享，那么就要有充足的理由把这个问题说透。西方性学家对此提出了科学试验，其初衷不外乎是为了探讨、了解人类自身问题，但如果把这种试验的本身上升到道德伦理上来，谁是谁非便可想而知。

对性交试验的道德评价

并不是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