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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给了玄宗，结果一调查，果然有猫腻。不仅吏部侍郎被贬官，作为吏部尚书的李林甫也很失面子。可以说，安禄山是败坏了一次“潜规则”。我们当然不能理解为是安禄山有正义感。实际上，他不惜站在文官集团的对立面，实在是向玄宗表达一个政治姿态：他唯一忠心的是皇帝陛下，自宰相李林甫以下的官员，他都不惮冒犯！

安禄山在长安待了整整一年，也做足了一年的功课。天宝三年（744），他离开长安的时候，玄宗下令让文武百官都去送行。虽然，这时候安禄山已经被任命兼领了范阳（幽州即范阳郡）节度使。但这样的高级荣宠，完全不应该是一个地方将领相配的。

玄宗的这个姿态说明，安禄山在他的心目中，已经远远不只是一个地方节度使，而是一个社稷重臣了。史书上说“由是禄山之宠益固不摇矣”。显然，朝廷百官也都已经认定了这样一个事实：皇帝现在对安禄山有足够的充分的信任。

皇帝的恩宠远没有到头，天宝六载（747），安禄山兼了御史大夫一职；三年之后，赐爵东平郡王，将帅封郡王，这在唐代是头一回；又下令给他修建豪华的住宅和别墅；到天宝十载（751），再兼领河东节度使的时候，安禄山的宠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最好的txt下载网

六、一路狂飙的安禄山（2）

而与之相对照的则是，安禄山的军功并不是那么显眼。虽有些小斩获，但一直没有突破性的战绩。甚至在天宝十一载（752）安禄山亲自出征契丹，还吃了一个大败仗，他自己都差点当了俘虏。而次年的复仇行动也不了了之。如果我们还要拿西北方向的名将哥舒翰、高仙芝们耀眼的赫赫战功来比较一下的话，安禄山应当会更加羞愧的。

但是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诡异”的现象：一方面是安禄山星星点点、拿不出手的战绩，一方面则是唐玄宗如火如荼、无人可及的恩宠。这显然不合情理，但这一切又都是活生生的现实。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玄宗已经把他视为一颗重要的政治棋子，一个社稷重臣，而不单单是个普通将领。所以，战功已经不是首要的问题，甚至不是问题。唐玄宗用他的首先不是军事才能，而更多的是政治才能和政治资源。

天宝时代的唐玄宗，固然还有些开拓的野心，但已经比较怠政，他更希望能够垂拱而治，而不是事必躬亲。

如果说这时候，玄宗在文的方面有了李林甫，那么武的方面，则想倚重安禄山。李林甫其实是个小心谨慎、忠心有加的人，玄宗虽然比较放心他做宰相，但毕竟还需要有个力量平衡，而安禄山则是他认为的最佳人选——安禄山的作用不在边疆，而在于庙堂。

李林甫在内，安禄山在外；李林甫是文官，安禄山是武将。此外，李隆基以为安禄山有足够的忠心，也有足够的政治才能。这是政治平衡。

很多人对天宝三年到天宝十年安禄山身兼三镇，大唐的东部，甚至北部的一大部分军事势力，都控制在安禄山手里这个异常现象，都从军事的角度来解释，认为当时的军事需要大军团的联合作战，所以兼领不同节度使正是战争发展的需要。这个解释，固然是对的。但是，如果从政治角度来理解，则更有说服力。

天宝时期，大唐帝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出现了一种失衡状态，边军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央直接掌控的军队，所谓强枝弱干。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状态，有经验的政治家不可能不产生警惕。玄宗肯定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潜在威胁。但是要彻底扭转，似乎很困难，可能玄宗也是过分迷信自己的权威，他没有彻底改革，而是采取了一个搞平衡的策略来对应。

当时最强的边军可以大致分为两大集团——西北系和东北系。西北系以朔方节度使为中心，东北则以幽州节度使为中心。除了安禄山占据了幽州等三镇外，西北系的节度使如王忠嗣、哥舒翰、安思顺、高仙芝等名将，都与安禄山关系不佳，尤其是哥舒翰，两人的矛盾是公开化的。据说有次宴会中，安禄山想和哥舒翰拉近关系，结果反而造成了误解，双方矛盾恶化。当时，高力士是亲见其过程的，而且他有意无意地造就了矛盾的不可化解。高力士的行为，很显然是代表了玄宗的意思。

玄宗用关系恶劣的将领来掌握不同的边军，显然是一种政治上的平衡政策。万一有一方造反，另外一方肯定会反对。这样一来，造反成功的机会大大减少，那有谁敢去冒险？实际上，这个政策在后来确实起到了作用。肃宗平定安史之乱，主要就是依靠朔方军等西北系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