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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凤凰应该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如果凤凰能够驾驭中日题材、中美题材、两岸题材，而这种角色都是别人无法替代的，那凤凰的政治影响力或者说政治的话语空间就具有了不可替代性。所以我觉得凤凰下一步的电视行动会和政治联系得更多。

这十年对我而言，是我50年的生涯中最丰富的十年

记者：您的员工都说您是一个感性的老板，您掉眼泪最多的是哪一次？

刘长乐：比较深刻的、最多的一次还是2001年中国申办奥运成功的那次，那不能说哭，是百感交集，你们也知道我们凤凰卫视那次莫斯科直播是多么不易，眼泪中有悲壮，有委屈，有欣慰，更有自豪。

记者：凤凰这十年，您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刘长乐：这十年对我而言，是我50年的生涯中最丰富的十年，就是生活最丰富，也许是最有成就感的，当然也是惊心动魄的，很多故事，很多感慨，这十年。

记者：您的理想是在中国的新闻舞台上种上参天大树，十年树木，凤凰这棵“新闻树”现在长成什么样了？

刘长乐：我觉得还是能经得住风雨的，现在应该还是在迅速成长期，郁郁葱葱，枝繁叶茂。

（本文由作者与人大新闻学院及凤凰卫视记者共同采写）

王纪言（1）

公元一九九六

口述人：王纪言

凤凰卫视执行副总裁 中文台台长

口述时间：2006年3月2日 3月12日

口述地点：凤凰影视（深圳）有限公司

北京凤凰会馆

假如他们不负责任录取了我，就会多了一个不合格的播音员，少了一个合格的做电视的人

记者：众所周知，凤凰卫视所有的人都称呼您“院长”，这个称呼因何而来？

王纪言：来凤凰卫视之前，我在北京广播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传媒大学当过十年的电视系主任和六年的副院长，“院长”的称呼由此而来。说起“广院”，大家都知道它被称为“中国广播电视人的黄埔军校”，在这里我曾经度过了二十多年的求学和工作生涯。所以，对“院长”的称谓我挺喜欢，它既是二十多年学院经历的代名词，又有点“师长学长”的意味，就是解释起来要多用点口舌。

记者：您哪一年考入的广院？

王纪言：1974年。我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广院招收的第一批学生。我的人生在那个充满了动荡和变数的年代因为一次不自觉的选择发生了改变，就是我报考了当时刚刚恢复招生的北京广播学院。

记者：那时您的身份是什么呢？

王纪言：我家乡是在内蒙古，当时我在农村当了四年农民以后，就到呼和浩特一个报社当记者，经历了“文革”和“上山下乡”的我们不论受过多大的痛苦和磨难，从来没有丧失过对未来的向往和信心，这是“老三届”的那代人非常宝贵的品格。在报社我是招聘进去的记者，主要跑农业新闻，当时在内蒙古当农业记者，到农村采访是很艰苦的，而那时候农业的情况和农村的状态也比较混乱。天气变化无常，风沙很大，我记得我们常常顶着大风骑着自行车采访，如果到较远的地方要先坐长途车到县城，然后再租自行车下乡，有一次采访一个场院的老人，我就睡在他的炕上，炕上没有被子，我就穿着老人丢给我的皮裤，吃的饭是拿羊油熬的糊糊。田头炕沿上的采访虽然艰苦，但我的基本的记者采访本领和基本的新闻职业训练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记者：什么时候萌生了报考广院的念头？

王纪言：报考广院完全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这和当时的政策和体制有关系。那时候各高校招收工农兵学员要到当地招生，这种招生体制是把某一个专业分给某一个单位，我所在的报社分的是播音专业，由于我在报社的工作比较出色，发了大量农村的稿子，大家推荐我去，我最想考的是和新闻报道有关的专业。但是只有播音专业可以报考，怎么办呢，我决定也要去试一下，于是我和另外一两个人，到内蒙古广播电台的播音室里试音，就是唱一首歌、朗诵一首诗、念一段新闻稿，好在当时的老播音员挺负责任的，认为我虽然声音很大，但是z、c、s和zh、ch、sh分不清，另外呢还有口音，所以他们没有同意录取我。假如他们不负责任录取了我，那么在后来北京广播学院的毕业生里，就会多了一个不合格的播音员，少了一个合格的做电视的人。在那种情况下，招生委员会突然发现，像播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