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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了一下，连脸都撕破了，却还是丝毫不动声色，还是很高风亮节的样子，大人不计小人过的样子。他越来越觉得，让这个人当官从一开始可能就是组织上犯的一个错误，这个人说话办事都有一种与他的职务很不相称的幼稚，用革命导师的话说，是一种新时代的左倾幼稚病。那些革命导师的话其实还远远没有过时，只是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都忘在脑后了。这是一个重大的精神误区。在适当的时候他会强调一下。但眼下他还是高姿态地反复叮嘱高佑民要多加小心，他的口气里充满了危险感，仿佛市工总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埋上了地雷，马上就要把高佑民炸得血肉横飞了。

按薛村的设想，邹含之被关，所有的矛盾无疑都会集中在高佑民身上，高佑民将成为这一阶段上访和控告的矛盾焦点。邹含之关得越久，矛盾就会越激烈。对于一个领导干部的前途，这是致命性的打击。干群关系历来是最敏感的关系。但薛村急切地盼着要发生的事却没有发生，高佑民去市工总访贫问苦，居然只出了一点很小的意外，当高佑民把一个红包递给那位被城管队员打了的下岗工人张国梁时，却被张国梁拦在门口了，不接钱，也不让他们进门。这种情况还是很少碰到的，高佑民的手一时都无法收回来了。这样僵持了好一会儿，高佑民说：“如果你对我们的工作不满意，可以提意见，这点钱我也知道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只是政府的一点心意，聊补无米之炊吧。”高佑民想把钱塞给他，张国梁伸手一挡，啪的一声，红包掉在了地上。张国梁很敏捷地俯下身子把红包拾了起来，递给了高佑民，说：“我虽然下了岗，但还是工人，不是叫化子。”高佑民的脸都涨红了，跟着眼眶也慢慢红了一圈，也不知是气的，还是感动的。过了片刻，他转过身去问陪同自己慰问的市工总党委书记，问他这位工人叫什么名字，张国梁却抢先回答了：“我叫张国梁，你要想把我抓进看守所，你就让他们来吧，我在家里等着。”说罢，就恶狠狠地摔门进屋了。

梦城　第三十五节（2）

张国梁实在是误会了。高佑民之所以打听他的名字，是觉得他很了不起，尤其是他的那句话，让高佑民感受到了中国工人阶级骨子里的那种硬气。张国梁却把门关上了，把一个敬佩他理解他的人关在门外了。高佑民看着那扇紧闭的房门，神色更加凝重，他知道，人民政府和人民之间隔着的已经远不止这一扇门了。一旁站着的市工总党委书记看见高副市长这样子，这样被动，这样尴尬，也不好意思了，连忙作检讨：“高市长，这都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您别生气，我会给他再做些思想工作的。”高佑民说：“还是让他来做做我们的思想工作吧，让他来给我们这些当领导的人上上课，让他告诉我们，什么是人格，什么是尊严！”

书记眼里便射出一种恍惚的光来。

高佑民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把这种徒具象征意义的慰问活动，改成一个解决工人实际困难的现场办公会。书记赶紧去布置落实，不到半个小时，市工总破败不堪的大礼堂里已坐满了人。高佑民没走过场，几句开场白一讲，就让群众发言，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很快，一些久拖不决的实际问题都被端了出来，自然也包括了张国梁挨打的事。

高佑民立刻就打电话把市公安局长刘一鸣叫来了。刘一鸣开始不想来，找借口，说他正在审讯一个大案，走不开身。高佑民说，就是死人失火的事，你也得来。刘一鸣还在推，说要派一位副局长过来，高佑民把电话挂了，他要亲自去公安局，亲自去请刘一鸣，可过了一会儿，刘一鸣还是气喘吁吁地赶过来了。刘一鸣是个十分高大威武的胖子，特大号警服套在他身上，也还嫌小，就把扣子解开了，一个大肚子挺身而出，狮子鼻朝上翻着，不停地喷气，仿佛战马的嘶鸣。

刘一鸣一来，大礼堂里的情绪就变得高涨起来。现在的老百姓，对公安部门的意见要多大有多大。这一点刘一鸣也知道。刘一鸣实在不想开高佑民的会，更不想面对这么多的群众。现在的党政部门，动不动就调动公安干警，有时候还是武警，把政府的强力机关推到第一线，也严重地影响了公安的形象。可他不来不行。前几天薛村找他谈话，暗示要推荐他出任市政法委书记。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刘一鸣盯这个位置已盯了好几年了，他甚至觉得这是组织上欠他的债，别的地方早就是这样的体制了，唯独梦城不是。但委屈归委屈，大局归大局，刘一鸣既要有薛村这样的大老板做靠山，问题是高佑民也毕竟不是小老板，他知道这样的人事是得由市委常委讨论通过的，而高佑民也是常委里面举足轻重的一员，刘一鸣怕和他闹得太僵了高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