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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下门外之变”后就逐渐丧失了,在藩主德川庆笃等人的着力压制下,逐渐地水户藩站到了幕府一边,反而成为“尊王佐幕”的急先锋,而代替水户藩举起尊攘派大旗,决定以武力推翻幕府的,则是西国的长州毛利藩和萨摩岛津藩。
顺便一提,以刺杀井伊大老为开端,各地大批尊攘志士脱藩,混入京都和江户城中,对他们所看不惯的大人物们挥舞刀剑,认为这才是救国之道。一时间,血雨腥风洒满了这两座名都,到处都是口呼“天诛”的志士,这些人被称为“人斩”。文久二年(1862年),土佐藩大思想家吉田东洋被本藩的那须信吾等人所杀;同年,佐幕派官僚岛田左近被萨摩藩志士田中新兵卫所杀;元治元年(1864年),主张公武合体和开国论的大思想家佐久间象山被熊本藩志士河上彦斋所杀……
为了扭转日益恶化的治安,恢复京都的秩序,幕府招募了大批浪人,组建起一支名为“浪士队”的准警察部队。其后“浪士队”改名“新征组”,被调往江户,很多成员不愿意离开京都而滞留了下来,为了避免这些浪人成为更大的祸害,京都守护职、会津藩主松平容保把其中部分人招募到麾下,组成了“新选组”。
新选组的中坚分子,乃是以近藤勇为首的来自于武藏国多摩郡乡下的一批下级武士,这个组织以行动迅速,下手狠辣而享誉一时。但在恢复京都治安的同时,新选组逐渐成为佐幕派的一枚棋子,成为屠杀尊攘志士的刽子手,成为逆潮流而行的反动者,这实在是相当可悲的事情。
●无谋攘夷
文久二年(1862年)元月,老中安藤信正在坂下门外遭到袭击。二月,德川家茂将军和御妹和宫正式举办婚礼。四月初,萨摩藩隐居岛津久光(岛津齐彬之弟,现任藩主忠义之父)率领藩兵进京,请求朝廷下旨敦促幕府,改革政治制度,并且明令攘夷。
四月三日,萨摩藩的激进尊攘派有马新七、田中谦助等人想要趁此时机举兵倒幕,他们在京都旅馆寺田屋集结,计划首先杀死关白九条尚忠和京都所司代酒井忠义。此事为岛津久光得知,就派遣奈良原喜八郎等九人前往弹压,双方发生冲突,结果有马新七等六人当场死亡,另有两人翌日即被勒令自杀——是为“寺田屋骚动”。
这一事件恰好说明了公武合体派和倒幕派之间的分歧已经无可磨合,虽然同样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但两派根本上就已经分道扬镳了。
其后岛津久光与朝廷敕使先后前往江户,幕府被迫对其强横态度作出妥协,于当年七月任命松平庆永为政事总裁,德川庆喜担任将军的后见,同时放宽参觐交待制度。幕府还答应,家茂将军将于次年也即文久三年(1863年)上洛觐见天皇,正式宣布攘夷。八月,岛津久光从江户回藩途中,路经横滨附近的生麦村,其家臣以四名英国人冲撞了久光的坐骑为理由,拔刀相向,当场砍死一人,砍伤两人——是为无谋攘夷的重要代表:“生麦事件”。
家茂将军是次年三月上洛的,当年四月,确定了攘夷期限为五月十日。这种攘夷,事实上就是把外国人全部赶出日本,恢复幕府旧有的锁国体制,它是根本悖离时代发展潮流的,因此也必然引发始料未及的严重后果。
且说攘夷之诏一下,幕府权威徒然提高,各地尊攘志士无不欢欣鼓舞。首先动手攘夷的是长州藩,长州军利用海岸炮台封锁了关门海峡,随即向企图通过此处的美、法、荷兰等国商船和军舰开炮。六月一日,美、法两国舰队发动全面反击,长州军损失惨重。
其次和西方列强全面交火的是萨摩藩。因为岛津久光拒绝严惩“生麦事件”的凶手并向英方支付高额赔偿,英国舰队就于文久三年(1863年)七月砲击鹿儿岛。担任萨摩藩前线指挥的乃是久光的宠臣大久保利通,他本以为经过多年学习西方先进科技,苦心经营的沿岸炮台可以抵挡住英军的进攻,谁料激战过后,伤亡惨重,藩城鹿儿岛遭到严重破坏。这场“萨英战争”极大地刺激了大久保利通等萨摩藩尊攘志士,他们原本狂热的头脑逐渐冷静了下来,思想逐渐从锁国向开国转化。
最终大久保利通从幕府借得巨款赔偿英国,双方取得了和解,同时萨摩藩开始加强与英国等西方列强的合作,加速了开国的步伐。
无谋攘夷终于产生了恶果,不过仍有相当一大批激进尊攘派看不清形势,仍然执着锁国的理念,认为都是幕府指挥不力才导致了对外夷战争的失败,于是以长州的真木和泉等人为首,开始策划让天皇“攘夷亲征”。所谓的“攘夷亲征”,实际上是彻底推翻天皇朝廷委任幕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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