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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经常有一些不明白的事情或她认为不公平的事情要我来解释给她听，比如加班费，比如工作分配不均等事情，但平时都是急急地来，急急地走，这次怎么吞吞吐吐地难以启齿似的？

“郝姨你有什么事么？”我终于忍不住问了她一句。她看着我，迟迟疑疑地问我忙完了没有，我说：“你有事先说啦，我还要忙呢。”郝姨神神秘秘地附耳过来说：“宿舍那边，会客室那沙发上面，这几天总是有脏东西。”“脏东西你清洁一下就行了，有什么奇怪。”我顺口说道，说完，我突然领会过来，脸刷地红了。郝姨她真是个好人，她在我身边磨蹭了半天，就是为了营造一个利于我理解语言的环境。

郝姨说，这些天早上她来打扫的时候，总是发现沙发上的污迹，一天两天便算了，要是这样长久下去，不知会出什么事呢，郝姨的脸涨得通红，仿佛这个世界已经不可救药了。

我和郝姨决定自己解决这件事情。基于公司宿舍管理制度，会客室的门是不能关的，不然有外来的访客，就没地儿待了。宿舍里，男的住在三楼，女的住在四楼，男女要一起活动，只能在公共活动室看电视打乒乓看图书，公司只为这些健康的活动提供场地，而那些“不健康”的活动是不允许的，但是，现在居然有人另辟蹊径了。这让我很好笑地想起《侏罗纪公园》的一句台词：“生命自有出路！”而我，是个扼杀生命的管理人员。

我在会客室贴了张警示，上书“此处仅供待客之用”，我以为我们的员工都和我一般聪明，会领会我的言外之意，但是根据郝姨的报告来看，警示书并未发生效用。我和郝姨开始使用排除法，由郝姨深入宿舍群众中，把入住宿舍并有谈恋爱迹象的人员名单列了出来，列了出来后，我有点茫然，难道我要一一和他们谈做爱的地点问题？

我没有找恋人们谈话。但是，我还是采取了措施，在晚上十一点之后把会客室的门上锁，早上打开。但是，过了两天，锁坏了。看来，我这种扼杀生命的行为是不可取的，锁坏了之后，我再没有要求会客室上锁。但是，我必须对郝姨有个交代，我不能让郝姨一直处在会客室沙发的阴影中，郝姨那焦急的神情，让我感觉到道德的压力。

郝姨终于向我爆料说，品管部组长阿红和司机小黄最有嫌疑。我提请辞退了他们两个，辞退员工之前我向老总做了简短汇报，我说，要严肃宿舍管理制度，所以，不得不。老总沉吟了一下，签了字。

沙发事件之后，我总觉得自己道貌岸然得不像自己了，不苟言笑了好久。后来，也就慢慢淡忘了。

我，包括我的同事们，我们虽然有无数的理由怀疑骆总有二奶，但是，我们确实不曾目睹过，所以，骆总他一直是个好男人。

。。

好男人骆总

每个星期五下午，我都会接到骆总太太的电话，她在客套寒喧一番之后，很委婉地问我骆总有没有订票回香港。根据公司规定，港籍工作人员可以在周五的下午四点以后回香港，一般来说，骆总回香港的票总是我去订的。虽则如此，我仍不明白，为什么骆太太总是先把电话打给我，而不是直接打给她的老公——我的老总骆先生。

我不得不和骆总交流一下关于骆太太的电话问题，因为我连续三个星期答复她说：“我还没有接到骆总的指示。”骆太太明显不满意我这模棱两可的答复，而我也觉得，我总是用这个理由来客套对她有点残忍。我见过骆太太几次，她是那么“真心诚意”地想和我做朋友，还送了我名贵香水，还和我推心置腹地诉苦，说看住一个在大陆工作的老公是多么地不易。

但是，我很明白自己的立场，我首先是我老总的秘书，然后才是骆太太的朋友。所以，当骆总心照不宣地对我说：“以后咱们主动地打电话给骆太太好了。”我就明白骆总的意思了。每逢星期五中午午饭后，我就拨通骆太太香港家里的电话，和她聊上一会儿天，然后说说我们公司最近忙的是什么，最后才说骆总回或不回香港。

骆总回香港的次数少，不回的次数多。我告诉骆太太骆总不回香港的原因是公司里有事，约了客户或者生产很紧张，总之，骆总在骆太太的印象中，是个为了家人拼命工作的好男人。其实我并不知道骆总每个周末在干什么，他偶尔会回一下办公室。他回办公室的情况是我通过保安了解到的，虽然在我看来，骆总有时候并没有周末去办公室转一下的必要，但我很能理解他的那种心情：自欺欺人！因为，我总是在国际长话清单上看到骆总在周末用办公室的电话打电话给骆太太。

骆总要我订酒店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