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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子能看到，游行的群众队伍把大街小巷挤得水泄不通。

城里没什么年轻人，他们都到农村和军队里去了。

那时我十五岁，在一所离家很远的中学读初三，每天从东城到西城穿过整个市区乘公共汽车上学。这是我父母为了使我免受原来的一些坏朋友的影响所采取的极端措施。我原来就读的那所中学过去是所女中，自从开始接受男人入校后便陷入混乱，校纪废弛。为了不受欺侮，男孩子很自然地形成一个个人数不等的团伙。每日放学，各个团伙便在胡同里集体斗殴，使用砖头和钢丝锁，有时也用刀子。直到其中一个被打得头破血流便一哄而散。这场面使得所有正派学生父母心惊肉跳。我感激所处的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知识。我很同情现在的学生，他们即便认识到他们是在浪费青春也无计可施。我至今坚持认为人们之所以强迫年轻人读书并以光明的前途诱惑他们仅仅是为了不让他们到街头闹事。

那时我只是为了不过分丢脸才上上课。我一点不担心自己的前程，这前程已经决定：中学毕业后我将入伍，在军队中当一名四个兜的排级军官，这就是我的全部梦想。我一点不想最终晋升到一个高级职务上，因为在当时的我看来，那些占据高级职务的老人们是会永生的。

一切都无须争取，我只要等待，十八岁对自然会轮到我。

唯一可称得上是幻想的，便是中苏开战。我热切地盼望卷入一场世界大战，我毫不怀疑人民解放军的铁拳会把苏美两国的战争机器砸得粉碎，而我将会出落为一名举世瞩目的战争英雄。我仅对世界人民的解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所以父母把我和我的战友们隔离开来，从那充满活力的学校转到一所死气沉沉的学校——这所新学校是当时全市硕果仅存的几所尚能维持教学秩序的学校之一——我会感到多么无聊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在新学校中很长时间没找到同志，后来虽然交了几个朋友。但我发现他们处于教师的影响之下。我是惯于群威群胆的，没有盟邦，我也惧于单枪匹马地冒天下之大不违向教师挑衅。这就如同老鼠被迫和自己的天敌——猫妥协，接受并服从猫的权威，尽管都是些名种猫，老鼠的苦闷不言而喻。

我觉得我后来的低级趣味之所以一发不可收拾，和当时的情势所迫大有联系。我那时主要从公共汽车上人们的互相辱骂和争吵中寻找乐趣，很多精致的下流都是那时期领悟的。

当人被迫陷入和自己的志趣相冲突的庸碌无为的生活中，作为一种姿态或是一种象征，必然会借助于一种恶习，因为与之相比恹恹生病更显得消极。

我迷恋上了钥匙，从家里、街和别的同志那里收集到了一大批各式各样的钥匙，并用坚韧的钢丝钳成了所谓的“万能钥匙”为锁在家里的朋友们扶危济困，后来就开始未经邀请地去开别人家锁着的门。

我喜欢用一把平平的钥匙经过潜心揣摩，不断测试终于打开那处机关复杂的锁。锁舌跳开“嗒”的一声，那一瞬间带给我无限欢欣，这感觉喜爱钓鱼的人很熟悉，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攻克伯林战役的苏军老战士也很熟悉。

钥匙难道不是锁在天敌么？

从这一活动中我获得了有力的证据，足以推翻一条近似真理的民谚：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实际上，有些钥匙可以开不少的锁，如果加上耐心和灵巧甚至可以开无穷的锁——比如“万能钥匙”。我发誓我仅仅是开锁并不是做贼。在我溜撬的短暂生涯中，我没拿过价值十元钱以上的物品，即便拿也纯粹出于喜爱并非贪婪。那时候人们都没有钱，那些现在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家用电器当时闻所未闻。

我常去光顾的学校前的那片楼区大都居住着国家机构的一般干部、家里多是公家发的木器家具，连沙发都难得一见。我印象里最阔气的一家，大概是个司长，家里有一台老式的苏联产的黑白电视机，那外木壳子的。我的确想了一下将其搬走，随即便产生了一个念头：这是犯罪呵！

我可以作证，当时除了有一些政治品质可疑的干部，贪官污吏凤毛麟角。那些楼房从外表看都是一模一样的，五层，灰砖砌就；内部陈设也大同小异，木床、三屉桌和大衣柜、书架，新式一点的是米色油漆，老派的便是深褐色的。

上班时间，那些楼房常常整幢空无一人，我便在那些无人的住宅内游荡，在主人的床上躺躺，吃两口厨房里剩下的食物，看着房间里的陈设，想象着在这里生活的都是些佬佯儿的人，满足呢还是失意。

有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