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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胡宗南在西昌期间，还派人分别勾结各少数民族的反动头目。一九五①年二月初旬，自称为西南边疆民族总代表的杨砥中（贵州遵义县土司，黑彝，“军统”分子“国大”代表），和“军统”的副处长黄逸公（安徽桐城县人，此人在“军统”的情况，在拙著“黑网录”中有较详细的叙述），携带电台逃抵西昌。杨要求胡宗南给他名义，说愿在西南少数民族中帮他活动、胡指派李犹龙跟杨、黄二人联系商量，后来就在西昌城内王济民（越西人，白彝，“国大”代表）家中，成立了所谓“西南边政委员会”，派杨砒中为主任季员，岭光电、孙为副主任委员，岭邦政、王济民、羊仁安、李犹龙等二十多人为委员，黄逸公为秘书长。胡每月给该会五百至一千现洋做经费。杨砥中和黄逸公曾拟订过一个工作计划，由杨及岭光电、孙三人负责，联络大凉山、川南、西昌、沪定及云南、贵州境内各边疆民族中的反动头目，一律聘为“边政委员会”委员，并准备在西昌召开扩大委员会议。自此，他们便纷纷写信出去联络，但尚未成事，西昌即已解放。

三月中旬，杨砥中、黄逸公和李犹龙三人，还商量组织“边疆工作队”，准备以岭光电、杨砥中所掌握的一些彝族青年为基础，成立两队，一队派往云南作瓦族地区活动，一队派往彝区活动。此项计划经胡宗南批准，并发了部分经费，派往佧瓦族地区的一队也已组成，但尚未动身，西昌已解放了。

三月初，罗列、赵龙文、李犹龙三人一起商量，说必要时可逃往西藏，但若要逃往西藏，必须经过木里三大寺地区，应先派人去了解情况，进行联络。经胡宗南同意后，乃由谈荣章介绍“军统”特务汤某（湖南人，时任西昌警备司令部政工处专员，曾在西藏活动过）为“木里三大寺宣慰使”，带了两个助手和电台，并携有哈达等礼品，一同前往。搞了一阵，并未见有什么显著的“成绩”。

由上所述，可见，胡宗南到西昌后，反动的魔爪是拼命伸展的。

第廿二回

关山难越　唐式遵一命鸣呼

欺骗属僚　胡宗南深夜偷走

唐式遵是在他当上了已经无省的“四川省主席”后，离开西昌走马“上任”时丢掉性命的，可说是这个时期的一个插曲。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底，蒋介石由重庆逃抵成都时，即派唐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四川省第一路游击指挥”，叫他协助胡宗南“死守成都”。但胡认为唐在四川无实力，起不了多大号召作用，对他并不重视，仅指派李犹龙、林树恩、王元晖三人与他联系。

成都解放后，唐式遵辗转逃到西康汉源县羊仁安处。一九五①年一月底，他听到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已经被捉的消息，官瘾大发，即刻和羊仁安前往西昌活动，要当四川省主席。曾托贺国光向胡宗南提过，胡只答应考虑，但久未兑现。

二月二十日左右，胡宗南请唐式遵、羊仁安及随唐、羊同到西昌的罗八千岁（名已忘，汉源人，哥老会大舵把子）、周瑞麟、伍道垣等七八人，在邛海新村吃春酒，并约贺国光、赵龙方、李犹龙等作陪。

春酒酿春昏，因此各人均大讲其昏话。首先是胡宗南，讲了一番“党国垂危，大家要同心协力固守西昌”一类的话。接着唐式遵说：“四川老同事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都背叛了党国，投降了共产党；王陵基已被共产党捉去；杨森、孙震等人，也已逃往台湾了；现在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大陆上为党国奔走。我到西昌后，有人劝我逃台湾，我是不逃的。我是中国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又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副长官兼第一路游击指挥，党国今天危险到这样的地步，我若逃往台湾，不但对不起党国，连自己的良心也对不起。我是四川人，死也要死在四川故土。我坚决要回四川号召革命同志和地方有志之士，与共产党周旋到底。”

唐空喊了一顿之后，贺国光接着来凑趣。他说：“我今天听到式遵兄的讲话，真使我感慨万端！老友四散凋零，党国危迫眉睫，像式遵兄这样肝胆忠贞的，尚有几人？中央还不给以适当的权位，以施展其忠勇才能，真令人痛心……”戏演到这里，他索性加一把劲，大哭起来，弄得“声情并茂”。

这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