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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兴趣。似乎大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轰炸以前就已经被炸毁了。这不是一个谈论大厦建筑的人的语言。这是一个十分迫切地谈论个人与历史的关系的人。

他受到了新的同事们友好的接待。其中许多人曾和他父亲一起服务过，对年轻的邱吉尔几乎有一种保护的责任。邱吉尔后来写道，他当时一直在起草、修改然后练习他的初次演说，直到他可以在任何地方流畅地演讲。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知名演说家，他能使大厅里数千名听众，或使数百万名广播听众为之入迷。他把娴熟的英语和十足是天生的表演技能结合在一起。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之所以能鼓舞人心，是因为他本人为他所奋斗的理想所激励。正如澳大利亚前总理罗伯特·盂席斯阁下所说，邱吉尔战时的讲演之所以那样有煽动性，是因为他“学到了这么一条伟大的真理，要感动别人，演说家、领袖自己首先要受感动：在他的头脑里，一切都应当是活生生的。”

但是，掌握公开讲演的技术对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刚开始时，他先写下然后背熟每一篇讲话，对着镜子练习手势动作，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甚至采用不同的方法发出咬舌音。

1952年在共和党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邱吉尔的儿子伦道夫，我告诉他，他父亲精采的即席讲演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笑了笑说：“这些讲话也应该是好的，他花费了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来写作并且背熟它们。”在我与伦道夫谈话中，我觉察到作为一个伟人的儿子是多么难呵！我发现他极为聪明、风趣、诙谐，然而与温斯顿、邱吉尔相比就不免相绌。要是换一个人作邱吉尔的儿子，那么这一点就更加千真万确了。

作为议会的一名才华横溢和出身名门的年轻议员，无限美好的前程展现在邱吉尔的眼前，他登上了世界的顶峰。

突然，他开始抨击他的政党的领导人所采取的立场。当他主张自由贸易政策这一与保守党官方为保护英国货物而制定的关税壁垒政策直接相抵触时，就引起了一场重大危机。这种由资历较浅的议员破坏党规，特别是他们还打算向内阁提议的作法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

1904年邱吉尔采取了果断的行动。他“越过”下院，从保守党转向自由党。在政治上有时必须冒险，赌注要多高就可能有多高，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成功或是失败。政治舞台以外的人们，或是新来政界的人们往往不明自政治上冒风险的独有的特性。生意上冒风险是伤脑筋的，但是至少有些科学仪器能部分地预测到可能的结果。但是，在政治上冒风险却要依靠魄力、直觉和适时地作出决定的能力。

今天，整个保护主义的争论似乎是遥远的、没有生气的。

有人不得不怀疑邱吉尔为此而冒这么大的风险是否值得。但是。邱吉尔是从广义上来看待自由贸易的问题，包括它与国内就业和英国生活水准等问题的直接关系。当许多英国人无怨言地生活在并不比狄更斯的惨淡小说所描写的情况为好的环境里的时候，邱吉尔就看到了广大的英国公民的生活水平问题将是英国政府在本世纪面临的重大问题。

使他吃惊的不只是英国社会内经济上的不公正，还由于英国社会不可避免的精神上的创伤。一天，当他在曼彻斯特他的选区街道上行走时，他与助手说：“设想住在这样的一条街道上——从未见过美好的事物，从未吃过可口的食物，从未说过聪明的语言！”

经常有些青年人要我列举一些作为竞选政府候选人所必备的条件。可以提及的有智力、直觉、品质以及对伟大事业的信念。许多人具有这些条件；但是，只有极少数人具有政治上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愿意冒一切危险来获得一切。你不应害怕失败，这并不是说你应当轻率。但是你首先要有勇气。如果有一个未来的候选人告诉我，只有当他在财政上和政治上得到该党组织的支持，并且民意测验表明他肯定获胜时，他才决定参加，则我会对他直截了当地说：“不要这样做，你将是一个劣等的候选人。”在邱吉尔的整个生涯中，他总是勇敢的，有时是轻率的，但是他从来不害怕失败。

邱吉尔的易党给他带来的冲击波是巨大的。他的许多朋友们公开地指责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机会主义者，是利用人民飞黄腾达后又加入一个企图破坏英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党派反对他们。他竭力促进选举制度的改革，这种改革远远超出他们所看到的那种谨慎地和稍微扩大一点儿有资格参加管理政府的人数的情况。邱吉尔已加入了那些打算打开人民民主的闸门和吸收下层民众的各种力量的行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