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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失检，夸夸其谈，完全打破了过去的模式。

美国的《生活》杂志称他为“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新闻周刊》的一位专栏作家赠与他“庸庸碌碌的公务员，”“一匹普普通通的役马”的绰号；《时代》杂志则称他为“硬提拔起来的人。”意思是尽管他缺乏教养和训练，却是被形势“推上来了。”赫鲁晓夫衣着简朴。他穿的是普通袖口的衬衫和极不合身的外衣。乘车时赫鲁晓夫几乎总是坐在轿车前边，与自己的司机并排，使人难以分辨出那一位是司机，那一位是领袖。而斯大林总是坐在车子后排的长毛绒座椅上，对司机连个头也不点。

赫鲁晓夫喜欢打猎。赫鲁晓夫对打野鸭子的全过程，从坐在船上欣赏水浪轻轻荡击船帮的声音到静待一群野鸭突然展翅起飞他都感兴趣。西方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赫鲁晓夫连给斯大林擦皮鞋都不配，更不用说接替他的职务了。当他首次出国去贝尔格莱德时，他的一举一动很不利于改善他的形象。他粗鲁无礼，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在国际社交界中显得格格不入。新闻界喜欢描述他狂饮作乐的姿态，并且写道，同斯大林相比，他只是一个呆不长久的无足轻重的人物。

西方许多人士，包括外交界的人士，乃至一些职业外交官，也都低估了赫鲁晓夫。他们对赫鲁晓夫评价不高，因为这位苏联领导人太贪杯，而且俄语讲得不好。这些观察家们压根儿就不了解，尽管赫鲁晓夫讲起话来句法混乱，衣着很不入时，趣味粗俗低下，但这些都没有使他在成功地担任领导人方面有所逊色。

赫鲁晓夫在公开场合是一个俄国克拉霍恩参议员式的人物。有一年“五一节”举行军事检阅时，苏联的高级领导人都脸无表情地观看部队在他们面前通过。后来，当一中队喷气式战斗机在上空轰鸣时，赫鲁晓夫顿时在检阅台上活跃起来，他拍着布尔加宁总理的肩膀，象一个小男孩看到一套新玩具一般高兴，脸上露出了笑容。莫洛托夫看到喷气式飞机时仍冷冰冰地保持着尊严。赫鲁晓夫不象他，但这并不意味着赫鲁晓夫在使用这些飞机时会手下留情。

1956年，赫鲁晓夫在访问英国时，他告诉听众说，他在车队行进途中看到有几个人对他的访问表示抗议，还特别注意到有一个人向他挥舞拳头。“我以这个手势回敬，”他说着，为了增强效果也挥动着拳头，“我们互相都懂得对方的意思。”

听众哄堂大笑，但是赫鲁晓夫又平静他说道，“我提醒那个人，过去也有人试图以这种方式对我们说话……。希特勒曾对我们挥舞过拳头，可是他现在已经躺倒在坟墓里。难道现在我们不该变得聪明一些，彼此不要再挥动拳头吗？”

1956年，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农村时，他乘坐的汽车轮胎瘪了，年已61岁的他，嬉皮笑脸地向59岁的副手米高扬挑战，于是两位领导人在路旁举行起即兴摔跤比赛来。在铁托手下的人修车的时候举行这场逗人嬉笑的比赛，正好给新闻记者们解闷。他们见到这个情景大为吃惊，在发回的电稿中纷纷以两位领导人进行路边比赛作为导语，却未就令人难堪的轮胎跑气事加以渲染。

1959年柏林危机期间，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访问莫斯科时，建议举行外长会晤以解决柏林纠纷。在赫鲁晓夫看来，这种会晤无济于事，因为外长们不掌握必要的决策权。为了说明外长们的地位如何无足轻重，赫鲁晓夫脱口而出对麦克米伦说，如果他要他的首席外交官葛罗米柯脱下裤子坐在冰块上，葛罗米柯也不得不照办。

这不是麦克米伦最后一次听赫鲁晓夫说粗话。1960年，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建议这个国际组织进行几项改革，其中包括将总部迁到瑞士，奥地利或者苏联去。在联合国大会拒绝了他的建议后，他开始对其他代表无理取闹，在他们发言时大声叫嚷并发出怪笑。麦克米伦讲话时，赫鲁晓夫的粗鲁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位苏联领导人当着几乎全世界各国代表的面，脱下一只鞋，把它当作木槌一般在桌子上砰砰敲打。

赫鲁晓夫有时吵吵嚷嚷，兴高采烈，豁达开朗，表现出友好和几乎是迷人的魅力，显得幽默风趣；有时则会变得言行粗鲁、暴跳如雷、盛气凌人。虽然他的小丑表演自然逼真，但只是在需要时他才充当小丑。他以举止随便，信口开河为策略。

1959年美国在莫斯科举行展览会，赫鲁晓夫与尼克松在展览厅进行了著名的“厨房辩论”。他的表现十分幽默而风趣。

当时，赫鲁晓夫登上讲台对着摄影机讲话。他问尼克松“美国已经存在多少年了？300年？”尼克松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