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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之所以大发脾气，以至言及“三更始散”，是因为《湘学报》中刊出了“素王改制”内容。七月十二日，即陈记“谈宴”的次日，张发电当时的湖南学政江标：

“《湘学报》卷首即有“素王改制”云云，嗣后又复两见。此说乃近日公羊家新说，创始于四川廖平，而大盛于广东康有为。其说过奇，甚骇人听湘报系阁下主持刊播，宗师立教，为学校准的，与私家著述不同。窃恐或为世人指摘，不无过虑。方今时局多艰，横议渐作，似尤以发明为下不倍之义为亟如报馆主笔之人，有精思奥义，易致骇俗者，似可藏之箧衍，存诸私集，勿入报章，则此报更易风行矣。”

从电报的内容可见，张的言词已是十分激烈，大发脾气。与此同时，张又发电湖南巡抚陈宝箴，照录给江标电报的全文，并称：“此节于世道学术甚有关系，伏望婉商建霞学使”。张之洞对湖南的报刊与学术思想，一直予以密切关注，也不时进行直接的干预。陈庆年所记张之洞对“素王改制”的指责，即光绪二十一年张之洞、康有为初交时便出现的学术分歧，也是在后来《时务报》时期汪康年与梁启超的主要分歧。值得注意的是，陈庆年又记录了张之洞涉及“平等”、“平权”的言论，这就涉及到张之洞及其派系对康有为的政治学说的解读和康的政治企图的判断。我个人认为，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提到了“议郎”，但只是用中国传统经典去理解西方议会制度，以说明在中国是“古已有之”。他此时对西方的“民权”思想，尚未有充分地了解和准确的认识。在他的学生中，也有将“民权”与种族革命混为一谈的。我个人以为，康有为及其一派此时虽也用“民权”之类的名词，但其政治思想与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仍有着很大的差别，康对于清朝的忠诚程度虽远不如张之洞等人，但似还无推翻清朝的思想。张之洞及其派系对康有为及“康学”的批判，始终围绕着“素王改制”和“平等、平权”这两点。在此后不久，光绪二十三年十月，梁鼎芬与康有为在上海有一次相会，梁后来称：

第10节，

“论学术、治术益不合。康主民权，意在散君权，而托名西学，饰词变法，以愚大众。太史则言：法制已坏者，修之不足者，采西法补之；要在行之以渐，不可孟浪。且劝康曰：君才如此，宜恭谨逊顺，乃能有济。我但谨守六字，大清国、孔子教，如有欲叛者，吾必口诛笔伐之。”

其中的“大清国”针对“民权”，“孔子教”针对“素王改制”。此文作于戊戌政变后，可能不那么准确，但可注意到康的“主民权”是针对“散君权”而言。

陈庆年作文驳“康学”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五日（1898年3月26日），陈庆年在日记中记：

“灯后，已翻阅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取《繁露》重加编次，别标题目，并下己意，以其旨趣，亦时有一孔之论，不足凭也。”

三月十五日又记：

“作《卫经答问》四条，驳康长素《新学伪经考》也。彼以西汉今文诸经原无残缺，古文各学并刘歆伪造，欲废《毛诗》、《周礼》、《左传》诸书，主张《公羊》，以畅其改制之说。故作此以卫之。”

闰三月初三日又记：

“作《卫经答问》二条。”

陈庆年很可能是主动撰写批评“康学”的著述，这也似乎说明，此时在张之洞的幕中，以能作文批康为时尚。也恰在此时，张之洞奉旨进京（后将详述），陈庆年等人为张送行。闰三月十八日午刻，张之洞临行前面见陈庆年，当面“谓余《卫经》、《卫教》二书能作成最佳。”作为一个处于边缘地位的幕僚，张之洞的称许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而这些著述很有可能与张之洞拟办的《正学报》“报稿”有关。（后将详述）

是年闰三月二十五日（1898年5月15日），陈庆年在日记中记：

“阅康有为《读书分月日程》，专以速化诱新学，谓六个月即可成通儒。后附每月读书表，分经、史、子、理学、西学为五格。首二月仅读《公羊》及《释例》、《繁例》、《谷梁》、《王制》，第三月即读其《伪经考》并及刘氏《左传考证》，《礼经通论》、《诗古断》诸书。原经尚未及寓目，遽以臧否之言先入其胸中，此尤可笑可恶者也。第四月读《五经异义》、《白虎通》。第五月读《礼记》。第六月读《大戴礼记》。此外，群经皆不列目，惟子书略备。《孟子》亦列入子书中，诚可恨也。”

《读书分月日程》，似为《读书分月课程》，由康有为嘱梁启超作，时在光绪二十二年之后，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