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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点没把小艇弄坏了。爱德华早就令爱因斯坦担心。他能干，具有惊人的记忆力，是一位有精湛技巧的钢琴家。他的特点是在科学上对具体的成果、在音乐上表现个人的情绪有一种病态的低能。在别的事情上就更糟了。爱德华从对父亲的病态的狂热崇拜，变为更加病态的阵发式的不满、责难和怨恨。1930年初夏，爱因斯坦接到了爱德华给他的歇斯底里的控诉信。爱因斯坦慌忙赶往苏黎世。米列娃在绝望中告诉他，爱德华患了日益严重的精神忧郁症，苏黎世和维也纳的精神病专家都未能遏止他大脑功能的迅速衷竭，病情发展了，康复已经无望。爱因斯坦返回柏林时大大变样了，骤然变得苍老、抑郁。

这种沉重心情在新的旅行期间也没有消释。1930年，爱因斯坦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在帕萨迪纳加里福尼亚工艺学院讲授了一系列课程。这一次，爱因斯坦不想重复上次访美时的热闹，而是想切实地进行学术上的探讨、交流。

但刚抵达纽约港，一切安排都变了。轮船在这里停留了五天，它留给爱因斯坦记忆里的是接连不断的谈话、接见、访问、参观，又是谈话……轮船未靠稳；甲板上就出现了一百多名记者，爱因斯坦还没有从突然袭击中弄清是怎么回事，就答应了和其中的一位记者交谈1小时，并且还回答了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摄影师们也出现在现场，他们摄入镜头的是一个正想躲藏起来的身穿黑色大衣、头发斑白蓬乱、有点心慌意乱、脸色苍白的人。

在从纽约动身去加里福尼亚之前，爱因斯坦顺路去过哈得逊湾岸边的里维尔塞德—丘奇大教堂。大教堂里装饰着古往今来所有民族的伟人塑像，共有6百尊塑像，其中只有一尊是为健在的伟人塑造的——这就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这回再也不能用他惯常的对个人荣誉的幽默态度坦然处之了。

他非常难为情，并且十分颓丧。

颓丧的情绪是许多因素造成的。爱因斯坦忘不了儿子的悲惨命运。纳粹势力的一天天扩张，反理性的势力压制着科学的和社会的唯理论拥护者的意识。爱因斯坦已经不能进入纯物理思维的环境中去了。他的脾气变大了，昔日的幽默也一天天少下去了。

在帕萨迪纳，有不少隆重的接待和讲话，但印象被更多的科学集会、座谈和私人交谈所冲淡。必要的参观名胜和郊游在这里不像在纽约附近那样劳累。在亚利桑那，爱因斯坦参观了印第安部落。印第安人授予他首领的尊号，赠送他一套印第安服装。他获得了一个名字：“伟大的相对性首领”。

爱因斯坦和艾尔莎参观了马温特—威尔逊天文台，对巨型望远镜很感兴趣。艾尔莎问：“为什么需要这么大？”

“为了弄清宇宙的构造”，天文台台长回答说。

“真的吗？我丈夫经常在旧信封背面干这事。”1931年春，爱因斯坦离开美国，应允第二年再来加里福尼亚学院，他们带走许多纪念品，包括那套印第安首领的服装、夏威夷篮子、亚利桑那的树枝化石，但谢绝了像无价之宝的古尔涅尔小提琴之类的礼物。爱因斯坦说：“应当由真正的大师来用它演奏。”

1931年末安排了下一次帕萨迪纳之行，爱因斯坦在和加里福尼亚物理学家们的交往中度过了整个冬天。看来，吸引他的不只是帕萨迪纳的科学界，旅行本身也吸引着他；旅行切断了柏林的印象，那些让人痛苦的印象。此外，同欧洲物理学家习惯了的环境的科学联系本身变得不太必要了。热衷于量子力学成就的晚辈走上了新的道路，这条道路当时似乎离爱因斯坦的道路甚远。旅行、同新环境的交往、参与创新，对爱因斯坦来说变得日益重要了。在赴美途中，他在日记中记下：“我决定不再定居柏林，变成一只飞鸟度过余生。海鸥像从前一样以自己不知停息的翱翔护送着航船。他们就是我的新同事。”

爱因斯坦在加里福尼亚呆了整整一个冬天，1932年春才返回柏林。

此时的柏林，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像一场大火，迅速席卷全世界。德国经济形势迅速恶化，工厂倒闭、失业大军流落街头。

人民的痛苦和绝望，在纳粹党头子希特勒眼里，是天赐良机。这个煽动家、阴谋家喋喋不休，向迷惘的德国人民许下诺言：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将给每一个人工作和面包。希特勒又向军队将领、大金融家、大工业家频送秋波。他保证，一旦上台，将立即让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人头落地”。他保证，要为1918德国的战败报仇雪恨。

德国一切最反动的势力，都把希特勒当成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