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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立法局直选中惨遭失败。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港澳工委痛定思痛，调整了重统战、轻选举，重工商专业界、轻地区力量的工作思路，加强了地区力量建设。一九九二年代表地区力量的“民主建港联盟”（民建联）成立，一九九三年代表工商界利益的自由党成立。一九九五年，代表中产专业界人士的“香港协进联盟”（港进联）成立。就在爱国爱港阵营重新凝聚力量时，民主派阵营也加强了力量整合；一九九四年，“港同盟”与“汇点”合并，成立民主党，两大阵营就一九九四年的区议会选举和一九九五年的立法局选举展开了较量。其中，“民建联”打出爱国爱港的旗号，成为区议会的第二大党。这是香港爱国左派在一九六七年反英抗议运动之后第一次正面登上香港政治舞台，对香港政局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爱国爱港政团在港英立法局选举中拥有的政治力量对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构成了一定的制约，自由党在立法局中对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提出了修正案。彭定康为了使其政改方案在立法局中顺利通过，不惜透过英国政府对在香港立法局中拥有一票的英国大商家施加政治压力，迫使其投票否决自由党的修改案。一九九四年六月三十日，在彭定康全力游说下，港英立法局通过了对立法局选举条例的修订，并以一票之差否决了自由党提出的修改方案。这意味着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具有了法律效力，中英两国政治谈判的大门彻底关上了。

就在港英立法局通过政改方案两个多月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决定，宣布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区议会于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终止，并决定由特区政府筹委会筹组第一届特区政府立法会。在彭定康看来，这无疑给他的政制改革下达了“死亡通知书”。可当时在港英政府的统治下，香港不可能透过选举产生立法会议员，全国人大遂批准了“筹委会”的决定，由四百名港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六十名立法会议员，由于这些议员不是按照基本法产生的，因此立法会也被称之为“临时立法会”。此时，经历了一九九二年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的中国，非但没有瓦解，反而彻底走出了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阴影，经济上持续增长，政治上变得更加稳定和自信。香港人对中央的信任度开始上升，而英国政府则失去了筹组新政府的参与权。这时，英国政府才开始检讨对华政策，外交部“中国通”们的声音重新占了上风，而随着一九九七年五月英国大选后工党取代保守党上台执政，合作已不可避免。期间，尽管英国政府着力培养陈方安生成为未来的行政长官，可命运和机遇却与她擦肩而过。特区政府成立后，中央着眼于香港的稳定让港英政府公务员全部过渡，陈方安生继续作为“公务员之首”辅助行政长官董建华，这既是香港顺利回归的前提，也为香港后来的政治分歧埋下伏笔。而上诉法院的陈兆恺法官在马维锟案中的主张遭到了香港自由派大律师们的批评，于是两年后的居港权案中，终审法院彻底推翻了马维锟案中的推理，主张香港法院可以对主权者的行为行使违宪审查权，由此引发了一场不可避免的政治斗争。而在这一系列争夺基本法解释权的过程中，伦敦培养出来的普通法大律师们逐渐迈向香港政坛。

政制发展之谜（下）——香江边上的思考之十三

强世功/著 原载《读书》2009年第2期

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香港回归十年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了关于香港政制发展问题的决定，明确香港可以在二○一七年普选行政长官；待普选行政长官之后，可以普选立法会。当晚，全国人大常委会港澳基本法委员会主任乔晓阳等连续在香港召开两场座谈会，就“人大”决定向香港社会各界释疑解惑、听取意见。乔晓阳在开场白中，首先给大家讲了一段生动幽默的“关公战秦琼”的故事，意指中央和香港社会各界对话、沟通与协商需要一个共同的平台，而这个平台就是基本法，就是基本法所确认的中央对香港政制发展具有决定权。如果香港有人连这一点都不承认，那就没法进行对话，就会出现“你在隋朝我在汉，咱俩交战为哪般”的荒谬局面。这个历史典故太文雅，乔晓阳又特别举了股票交易的例子，“就像A股和H股，不同交易所，没法交换”。

香港政制发展既是英国撤退战略的产物，也是中央积极回应香港民主化诉求的产物。在这个问题上，中央坚持英式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主张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主，最终达致普选；而香港反对派则继承了彭定康推动的法国大革命式的自由主义传统，主张立即实行最彻底、最开放的民主普选。在香港民主普选问题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