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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面已经说到，毛泽东在１９５６年所作的讲话中提出向外国学习的方针。他是这样解释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他又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

既然要向一切国家学习，当然就需要对外开放。

新中国初成立时，就准备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和其他经济联系。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美国政府当时采取了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它通过朝鲜战争对中国实行武力威胁，通过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企图把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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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美国政府的这种政策影响了其他许多国家。在那种情况下，中国和一切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愿望不能完全实现，中国不可能实行全面的开放政策。

中国固然需要实行开放政策，但在开放政策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原则，就是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完整。在历史上饱受民族灾难的中国人民，十分珍视独立自主的原则，维护国家应有的尊严。如果新中国政权放弃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原则而和世界交往，那么它就会和以往的近代中国历届统治者一样，遭到人民的唾弃。

在１９４９年虽然苏联领导人对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抱有疑虑，但那时唯一能够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支持和援助中国的只有苏联。因此中国只能像当时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一边倒”

，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但是到了６０年代，当苏联在中国头上挥动指挥棒，提出有损中国主权的要求，并且企图把中国的外交纳入苏联的全球战略轨道时，中国坚决地顶住了苏联的压力，毫不退让。这仍然是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原则高于一切的表现。

说独立原则高于开放，并不是说这二者间的关系总是不能并存的对立。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二者是一致的。中国近代的长期经验证明，牺牲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完整而实行的对外开放，只是使中国处于被侮辱、被损害、被剥削的地位，也就不可能有正常的对外开放。

世界许多国家的经验也证明，一个独立的拥有完全主权的国家，一个自身经济发展的国家，才能够正常地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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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１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冲破了各种阻碍得到了恢复。

１９７２年９月，中日建立了外交关系。

１９７９年１月，中美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西欧各国中，除法国和北欧诸国已于５０年代到６０年代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外，７０年代中国又和意大利、比利时、英国、荷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班牙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同欧洲共同体建立正式关系。中国和第三世界许多国家间一向存在的友好关系，在７０年代及其以后得到进一步发展。

这就使中国有可能提出和实行全面的开放政策。

１９８４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说：“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１９８６年中共中央的另一个决议中说：“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他有益文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这些主张和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关于提倡向外国学习的方针是前后完全一致的。

１９７８年以后的十几年间，在实行改革政策的同时，对外开放的步子逐步加大。把广东、福建沿海四个城市和整个海南省辟为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

又使从北到南沿海１４个港口城市成为开放城市。还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福建的厦门、泉州、樟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