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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延安出版了毛泽东同志的《农村调查》一书。

现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以那个本子为基础，加上若干篇文章，编成《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其中除《农村调查》的《序言二》和《跋》以外，都是在《毛泽东选集》中看不到的。

《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一个篇幅很短的文件）和《寻乌调查》（书中最长的一篇，占１４０页）

，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尤为可贵。

从方法论、认识论的角度看，这本农村调查文集有很重要的意义；从历史学、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也是很值得一读的书。

毛泽东同志在１９４１年《农村调查》序言二中特别申明：“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１７页。下同）这一点当然是我们在读《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时应该注意的。但是，为了认识与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和近代历史（也就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社会和历史）

，这些在１９２６年到１９３３年之间的农村调查材料和作者对这些材料所作的分析还是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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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的《兴国调查》表明，在农村人口中占６％的地主、富农占有８０％的土地，而在农村人口中占８０％的贫农、中农所占有的土地却只有２０％（农村人口的其余部分是完全没有土地的雇农、手工工人、小商人和游民）。在《寻乌调查》（１９３０年５月）

、《兴国调查》和其他调查材料中，提供了许多有关农村中的封建剥削的具体数字和情况。

１９２６年写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一文根据湖南湘潭西乡的材料，详细地计算了一个佃种１５亩田的佃农的收入和支出。

《兴国调查》又考察了８个农民家庭（他们中７家自己有一些田，又租种一些田）的生计。这些生动的材料都表明了，当时的农民在沉重的封建剥削下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还困难，是没有任何余力去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农民要求生存，社会要进步，不革命是不行的。作者所调查的地方都没有什么特大的、其势力超过一县以上的地主；这些材料，是在全国大多数地区有代表性的。作者以极其客观的态度进行调查。例如他在《寻乌调查》中谈到农民出卖自己的儿子的情形说：“所有我的调查都很谨慎，都没有过分的话。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所以我这回特别细问了寻乌的农民，看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第１５０页）

参加他的调查会的三个农民有名有姓有具体情节地指出，许多贫农因为断了粮，因为要还债而把儿子卖到绅士和富农家去。

“据他们说，在他们所知道的地方，每百家人家有十家是卖过儿子的。”

“普通总是卖儿子，卖妻卖女的不经见。”在儿子一卖出后，债主就恶狠狠地跑来索债，“因为这时候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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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债的生死关头他就顾不得一切了“。

作者于此不得不慨叹地说：“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

对于这种吃人的社会关系，通过全国各地的土地改革，我们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材料，这些材料更证明毛泽东同志在较早时期进行的调查是完全可靠的。他说，由于他了解了土地分配的状况（当然还有剥削状况）

，使他得出两个字的结论，就是革命。

“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８０％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

（第２６页）

《寻乌调查》中对于地主阶级作了具体的分析。

这个调查材料把地主分为大中小三类，而且把寻乌全县７个区的２０个大地主和１１３个中地主的经济情形、政治态度一一列举出来。

“为什么要把他们逐一列出来？

为的要研究这个阶级的政治作用，不列出来便没有充实的例证。“

（第１１５页）

总起来说，大中地主“对于生产的态度是完全坐视不理。他们既不亲自劳动，又不组织生产，完全以收租为目的”

（第１２４页）。因此他们对发展社会生产力丝毫不起积极作用。

依政治思想看，大中地主则分为三个部分，“新的占１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