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第2/4 页)

一部薄薄的小书里面。作者没有冗长的引证，没有繁琐的考订。假如我们甘冒比拟不伦的危险，我们不妨说《女王传》很有《史记》那几篇名著底丰神。这一部书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其实不是偶然的事。但是一九四三年的中国，似乎还不是提倡这一类著作的时期。英国人有那种所谓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们近世以来那种繁重的作品，一部《格兰斯顿传》便是数十万字，一部《狄士莱里传》便是一百几十万字，他们底基础坚固，任何的记载都要有来历，任何的推论都要有根据。在这个情形之下，斯特拉哲脱去一切繁重的论证，探赜鉤玄，当然立刻使人耳目一新，夺取特有的地位。但是斯特拉哲底著作正筑在那个坚固的基础上面。尽管有许多人称道这个写法，但是我底愚见，倘使斯特拉哲在中国，决定不能写成那样的名著。中国人模仿他底写法，只会写成那种含讥带讽、似小说不是小说，似史实不是史实的作品。二三十年以来的中国文坛，转变的次数不在少处，但是还没有养成谨严的风气。称道斯特拉哲的人虽多，谁能记得这薄薄的一册曾经参考过七十几种的史料？仲弓说过：“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朱熹《集注》：“言自处以敬，则中有主而自治严，如是而行简以临民，则事不烦而民不扰，所以为可；若先自处以简，则中无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简，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这是说的政治，但是同样也适用于文学，没有经过谨严的阶段，不能谈到简易；本来已经简易了，再提倡简易，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所以斯特拉哲尽管写成一部名著，但是一九四三年的中国，不是提倡这个作法的时代和地点。

那么惟有谈到第三个作法了。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的作品，常常是那样地繁琐和冗长，但是一切都有来历，有证据。笨重确是有些笨重，然而这是磐石，我们要求磐石坚固可靠，便不能不承认磐石底笨重。十九世纪以来的作品使人厌弃的，不是它底笨重，而是取材底不知抉择和持论底不能中肯。在这两点，从斯特拉哲底著作里，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可以学会许多的方法。莫洛亚攻击这派底著作，认为他们抱定颂扬传主的宗旨，因此他们所写的作品，只是一种谀墓的文字，徒然博得遗族底欢心，而丧失文学的价值。这个议论，确然获得我们底同情，传记成为颂扬的文字，便丧失本身底价值，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

中国所需要的传记文学，看来只是一种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繁琐，不事颂扬的作品。至于取材有抉择，持论能中肯，这是有关作者修养的事。在作者着手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抱如此的期望，但是能否达到这个目标，一切只能付之读者底评判。孟子说过：“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力底方面，我们应当努力；巧的方面，不一定是单凭努力可以办到的事。

作法既经采取这一种，便得确定一个传主。我曾经说过：“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一生。这一生的记载，在优良的传记文学家底手里，都可以成为优良的著作。所以在下州小邑、穷乡僻壤中，田夫野老、痴儿怨女底生活，都是传记文学底题目。”这是一个理想的说法，事实上还有许多必要的限制。一个平常的人物，不能引起读者底注意，所以作者对于这样的传主，惟有运用细腻的文学技巧，从人格分析方面着手，使读者对于传主底性格，感到深切的同情，然后始能了解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有独特的价值。不过我们所能细密认识的，只有最有限的几个人，假如眼前不是替他们作传的时候，在这方面，实际便无从着手。在西方文学里面，平常人物底传记，还是非常地寥落，这是一个理由。

因此，只能从伟大人物着手。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正是我徬徨不定的时候。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不在少数，但是在着手的时候，许多困难来了。有的人伟大了，但是他底伟大的场所不一定为我所了解。有的人底伟大是我所了解的，但是资料方面，不是少到无从探取，便是多到无从收拾。抗战期间的图书馆，内部底损失和空虚，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抗战期间的书生，生活底艰苦和困乏，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所以在择取传主的时候，更有许多顾虑。其次，在下笔的时候，还得考虑写作中的困难。传主底时代太远了，我们对于他底生活，永远感觉到一层隔膜；太近了，我们又常常因为生长在他底影响下面，对于他底一生，不能得到全面的认识。那一个秋天，我因为传主底选择，经过不少的痛苦。

最后才决定了张居正。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虽多，但是象居正那样划时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