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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祥、郑成功等民族英雄的事迹和《三国》、《水浒》的故事；教学生吟诵《满江红》、《正气歌》等充满爱国主义的诗篇。在任贤书的影响下，孝生不仅将《汉书》、《说岳全传》、《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看了又看，还能将书中重大战役、主要故事情节讲述出来，他尤其赞赏劫富济贫的梁山好汉、钦佩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诸葛孔明、更敬慕文武双全的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这一切对他的心灵和思想无不产生影响。

1904年，年仅十二岁的刘伯承，立志报效国家，参加了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刘文炳自早年参加县试受挫后，早已抛弃了参加科举考试的念头，但为了陪同儿子应试，他还是违心地报了名。第一轮考试结束后，父子二人双双中榜。不料却又被人检举了上辈人做过吹鼓手的身世，结果，父子两人被双双逐出考场，这使年幼的刘伯承心灵受到极大的伤害，他不解地问父亲：

“爸爸，什么是‘优人之后’？为什么‘优人之后’就不能考秀才呢？”

父亲满腔悲愤地告诉他：“还不是你爷爷年轻的时候家里穷，虽然有打铁的手艺，但仍填不饱一家人的肚子，所以，你爷爷就留心学会了吹唢呐，逢上别人家有红白喜事，都来请他当吹鼓手。从此，你爷爷就成了‘优人’，我们就成了‘优人之后’。”

父亲接着说：“但若论起家世来，我们还是‘皇族之后’呢！咱家谱上说，汉高祖时代，刘家有兄弟三人：刘元、刘仲和刘季，刘季就是汉高祖刘邦。我们家就是刘仲的后代，高祖得了天下后，封刘仲为颉羹侯。”

年幼的孝生鼓动父亲说：“我们既是皇族之后，那我们找考官说理去”。

父亲叹气道：“咱家这一支后来破落了，咱家没有做官的，又拿不出钱来，谁替咱说话呀！”

孝生愤愤地说：“这个科考的办法太不合理了，难道穷人就永远穷下去不成，我就要争这口气。”

经过这次事件后，刘文炳积郁加劳累，终于一病不起，竟于1906年病逝。从此，养活全家的重担便落在了刘伯承这个家庭长子的肩上。贫困的生活，沉重的家务使他无法继续读书，他退学了。

回乡之后，他白天种田、割草、砍柴、替人挑粪，晚上回家织席、舂米，这使他更多地接触了社会，尤其是下层的劳动人民，懂得了社会这部“大辞典”里不仅有正义、光明、美好和善良，而且也充满着丑恶、黑暗、残暴和不公平。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早就对清政府不满的刘伯承摒弃“好铁不打钉、好郎不当兵”的陈腐观念，说服母亲和家人，毅然从戎。此后，这个“优人与皇族”兼而一体的继承者并没有因“优人”成为一个平庸的人，也没有因“皇族”成为封建社会的卫道士，而在几十年之后，成了一颗闪烁在中国上空的帅星。

1．2　“使此人得志，何忧乎四川”

刘伯承的青少年时代，虽然是在贫困和被人歧视的环境下度过的，但他聪颖、勤奋、对事物分析独到、富有思想，因此，他的老师和朋友们对他不同于凡人的表现倍加赞赏，称他为“同辈人的楷模”，甚至惊叹“天才何故如此罕出？”

刘伯承的第一位启蒙老师任贤书在对刘伯承进行了六年的启蒙教育后，深感自己已力不从心，他曾对刘伯承的父亲说：“这个孩子学习刻苦，记忆力强，不仅能背诵正文，连注释也能背诵，将来肯定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并建议刘文炳送刘伯承去县城书院或名师门下深造，但当时开县几所书院和名师塾馆收费都很昂贵，所以也只能惋惜地谈论谈论而已。

恰值此时，开县地主阶级开明人士刘华英在家乡灯草坝创办了一所名为“汉西书院”的中西学堂，刘华英所在的刘氏宗族是西汉王朝皇室后裔，他创办“汉西书院”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本家的十几位少爷，希望他们效法祖宗有所作为，但他也接纳少许成绩特别优秀的贫苦学生，并免费供给膳食、书本和文具纸张。

刘文炳与刘华英虽贫富悬殊，又不同宗支，但在开县刘姓续谱连宗时相互认识，所以，刘文炳父子连夜翻山越岭赶到刘华英家里求学，刘华英对刘文炳送子深造的行为很是感动，当即表示愿意接纳刘伯承。刘伯承在汉西书院开始接触算术、地理等自然学科，一切都感到很新鲜，因此，他更加勤奋地猎取文化科学知识，成绩也远远超过那些富家子弟。对此，刘华英赞叹不已地说：“明昭这个娃娃，家贫志宏，勤学善思，大有造化，无愧炎汉子孙，实乃吾族中之姣姣者！”并常常教育他的子侄们：“明昭年少志诚，对学业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