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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把图片说明叫caption，意思是标题、字幕、说明，从表面看这个词与cap（帽子）有关。这是因为以往的图片传真都是模拟传真，不是数据传真，无法压缩，很费时间。比如当时路透社的标准传真照片是8×10英寸，根据1英寸/分钟的速率，传一张普通黑白照片至少需要10分钟。为了节省时间、节约金钱，路透社、合众国际社、美联社的标准传真照片都要求将图片说明贴在照片上端，像“帽子”一样。这样做可以让接收方最先收到图片说明，知道10分钟后将收到的全部内容，由此决定取舍，安排版面，提高新闻时效性。不过新华社似乎不在乎传真费，而且基本是根据图片画面决定这张照片的去留，所以要求记者把图片说明贴在照片下面，失去了帽子的作用。但我在海湾战争期间为了节省电话费，不得不把图片说明贴在照片上端，这样我老板就能预先知道我要传的内容—唐老鸭要传真这个破内容，让他别浪费钱了，或者说这个内容太重要，再来几张深入报道的。由于海湾战争期间照片每张必用，所以贴在上和贴在下也没有本质区别。但是我左右的外国记者都是先发说明，后发图片，我入乡随俗，也受到了与国际接轨的影响。

新闻时代的旧事（6）

现在图像获取、传输都是数字，可以无限制地压缩，大大节省了时间空间，图片说明在上在下已经变得毫无意义。

2006年秋天，“索爱”造出了320万像素的手机，用它拍摄的数码照片可以黑白印刷《人民日报》的一个整版。假如我在危险中拍摄一张照片，拍完之后可以立即用短信方式发走，成本只有几块钱。所以说在今天，警察如果想封锁现场，没收相机，曝光胶卷，已经变得很困难。早在警察干预之前，记者就有足够的时间把已经获取的影像简单、轻易地传走。即使警察没收这部手机，手机也已经完成了拍摄、传真功能，被没收了也不在乎，两三千块钱嘛。

影像的获取和传输，廉价得超出想象。

没有思想的照片没有任何意义

10天前，我去中国摄影家协会，给李前光送《一个人的远行》。李前光是摄影家协会秘书长、党组书记。他认为“语像”的提法很有新意，照片也好。我说这是因为我们的技术已经远远超越我们的思想。

实际上早在几年前，“傻瓜”数码相机的技术就足以应付我们日常的新闻发稿。然而任何事物都必须有思想。就像大学一旦没有思想就是一堆建筑物，最重要的教育是培养学生有价值的思想能力。同样，没有思想的照片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一堆图形。

我们小时候国家穷，把人当机器教育，老师总拿“螺丝钉精神”说事儿。我们的榜样是苏联老大哥，只要实行农业集体化，割掉资本主义尾巴，就能用上“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建设社会主义。那时，我们的理想是机器社会。

我刚进新华社的时候，机器比人值钱，只有安放昂贵机器的图片传真室才有空调。盛夏酷暑，想找地方凉快一下，只有趁发传真之际才能享受片刻。

那时候一台苹果电脑轻易卖几十万元，现在一台专业的苹果笔记本，只需2万元人民币就能搞定。我参加工作的时候，一个月的工资是45元，当时尼康F…3一个光屁股机身就卖5800元，需要不吃不喝11年。现在最贵的日本相机，也没多少钱了，可见机器没有人值钱。

我还有一个谬论，我把劳动分成五个层次：首先是牛马劳动，这种劳动不需要体能，也不需要训练，天生就会，很可惜，我们最常见的都是牛马劳动；第二是体能劳动，年轻力壮，具有人类最强健的体魄、体能，需要足够的体力；第三是技能劳动，需要特殊的培训和练习；第四是智能劳动，需要复杂的培训、实践，还需要拓展思维；第五是德能劳动，囊括了前几种劳动，且更具有战斗力，某些时候，即使什么也不干，照样创造价值。

可惜我年轻的时候，并没有这么清醒地认识到摄影记者是一个正在衰亡的职业。20世纪80年代，我在《中国记者》上发表过《我为我的传真线玩儿命》，没过几年，数字技术的发明宣告我为之玩儿命的传真照片死亡。我没上过新闻系，没受过新闻的系统教育。我当摄影记者，完全靠新华社大环境的磨炼，逐步培养起新闻记者的本能直觉。成功的摄影记者不是事情发生后跑到事发现场留此存照，而是事先潜伏于事件之中，与新闻一同发展，一鸣惊人。

到现在我写了7本书，本本畅销，这主要是我的编辑都是新闻科班出身。我前4本书的责任编辑任幼强，北大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