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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龟乙郎咧嘴笑起来，伸手拍拍吴亮的肩，“你，良民大大的，大大的！”

吴亮指指那五个被拉到一边的汉子，壮胆说：“他们，也是良民。我们全村，都是良民。”

龟乙郎挥挥手，鬼子兵把那五个男人重又推回人群里。瘦翻译训示一通后，鬼子兵重新排起队伍“咔咔”地踏回了海余镇。

吴亮当汉奸这完全违背了我们的心愿，甚至也违背了生活给他安排的路。如果不是出于对黄海滩真实往事的尊重，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把这件挺不是滋味的故事写进我的小说里。尽管我叮咛自己要辩证地认识世界理解历史，尽管海屁股洼儿的乡亲们都认为吴亮当汉奸是一种我佛如来舍身饲虎式的壮举，我还是觉得挺不是滋味。历史老人以他沧桑的庄严一遍遍地告诫过我们：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大家也许注意到前面有关章节里我写到吴亮时字里行间总流露着一种赞赏和钦敬。然而，偏偏是这个读过书认得字的吴亮在敌寇的屠刀面前低下了头。这该让我说什么好？

吴亮是流落到海屁股洼儿的那支残兵败将中唯一的“寿终正寝”者。

他死于1962年。认真搜索我的大脑沟回至今仍隐隐约存在他的形象——一个瘦骨伶仃不言不语神志不清的老头儿。他好象不大出门走动也不参加集体劳动，成天只呆在他那间破旧不堪的芦苇棚里“哗哒哗哒”地搓草绳。一根筷子粗的绳子绵延不绝地从他的屁股后面拉下来。村里人捆柴禾扎篱笆修草棚什么的要用绳都从他那儿拿。头脑里刚刚接受了阶级斗争观念的我知道他是村里独一无二的四类分子——闹不清是“反革命”还是“坏分子”，但乡亲们好象谁也没把他当“阶级敌人”看待。

有一件事我记忆犹新——

那会儿，我大伯张府成的独生子秋潮当大队长，八岁那年放暑假我去海屁股洼儿玩。秋潮哥的妻子是陈柱子的女儿名叫陈海妹。陈海妹长得不算漂亮却有一根美丽绝伦又粗又黑的长辫子。走起路来那辫子便随了腰肢的扭动跳舞，左一甩，右一甩，“别达、别达”地拍击圆屁股。拍击得小媳妇大姑娘们的眼睛发亮也撩逗得男人们心乱如麻。有那么几年海滩的年轻女人差不多都留起了长辫子。

那天中午，陈海妹甩着辫子收工回来，进门就告诉秋潮哥：“亮叔他断粮了，两天没做饭。”

“听谁说？”

“王婶。她刚给他端了一碗面。”

秋潮哥不说话，眼睛瞥了瞥墙角的粮瓮，走开了。

那时节灾荒还没有完全缓过劲儿谁家都吃不饱，秋潮哥家里也就剩半瓮玉米面。海妹嫂子招呼我绷开一只小布袋，她拿瓢挖了三四瓢，便拎上布袋往外走。

“嫂子，上哪？”

“去串个门。”

“我也去。”

“……走吧。”

我牵着海妹嫂的辫梢跟她走，一直走到村头的那间破草棚跟前。海妹嫂子扭头看看四周，便弓腰走进去。我也走进去。吴亮老头儿只抬头看了我们一眼继续搓他的草绳。海妹嫂子揭开一只水桶大的缸盖儿，把玉米面倒进去，然后就牵了我的手往外走。自始至终老头儿没说一句话海妹嫂也没吐一个字。出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他一眼，接着又回头看了他一眼。老头儿依然全神贯注地搓他的草绳，脸上不见一点儿活动的表情。

我的关于吴亮的最清晰的记忆也就这一幕。那时我还小不可能想到今天会写小说因而没能和他作一番交谈。现在想来他大概把自己所有的经历感悟悲欢忧思全都搓进草绳了。如果可能破译的话我想那绵延不绝的草绳就是一部长篇巨著，一如卢梭的《忏悔录》。

只是很难说清楚这部巨著的主调是什么。

可以肯定吴亮当维持会长并没有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但也不可否认他确实为日本鬼子效了不少的力。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他是被日本侵略军的残暴肆虐吓破了胆。日本鬼子派了粮捐，他拿一只口袋挨家挨户去讨要：“你家四口人，四三一百二——还是交了吧，日本人不好惹，这口气得忍！”日本鬼子派了夫修公路，他又让汉子们抽签，自己带头领去了十个人，还一再叮嘱大家：“去了就学乖点，好好干，恼了日本人，丢了性命划不来。”

张府成和吴亮一向就要好，看他这副窝囊相气得脸发紫嘴唇也发青，好几次发誓割袍断义，见面也不理睬。吴亮却不恼，也不回嘴，只苦着脸叹：“村里总得有人出这个头……”

他自己为自己背上了一副可悲沉沉的十字架。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这种选择其实比死更为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