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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你务必把话讲死，我们再不向西后退一步。请他早做准备，不要使我们陷入前后夹击中。”

他说这话，是对新疆马呈祥骑兵第5军的动向，还存在着很大的顾虑。而新疆方面，也把骑兵第5军视为起义的重大障碍。

曾震五出发后，彭铭鼎又来到贺义夫家中，给新疆陶晋初打了长途电话，告诉他曾震五已经动身赴新疆，共商起义之事。

彭铭鼎在电话上对陶晋初反复说：

“玉门关内外形势严重，新疆内部的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斗争也十分激烈，我和周嘉彬商定，派曾震五来新疆，一是报告河西方面的情况；二是公开露面支持陶峙岳总司令起义。我们将积极准备两个师，必要时车运新疆，支持起义。”

他说车运两个师支援新疆起义，只是虚张声势，大造舆论，其实是不可能的事情。

打完电话，彭铭鼎就在贺义夫的家中，计议起义之事。

贺义夫对彭铭鼎十分了解，二人相识甚早，过从甚密，无话不说。他知道，彭铭鼎很早就与共产党人有过来往。

早在江西“围剿”中央苏区时，共产党人王亚之，曾几次来到国民党第8师，找彭铭鼎打探情报。有一次，第8师从广昌出发，正向中央苏区进攻时，王亚之突然又来了。彭铭鼎当时胆颤心惊，生怕事情败露，当即给了他20无路费，并告诉了他一些情况，匆忙将他打发走了。

还有一次，第8师驻守南丰，王亚之又来找彭铭鼎要情报。彭铭鼎不仅给他提供了情报，为了让他安全出境，还护送他过了距南丰20里的百花亭。

1938年，彭铭鼎任国民党第8师司令部军械主任时，贺义夫任干部训练班的队长，部队驻河南灵宝。王亚之来到这里，住了数日才离去。

1939年，彭铭鼎任国民党第1军参谋处长，贺义夫任军部警卫营长。王亚之由地下共产党组织派到陕西华县，找到彭铭鼎。彭铭鼎将他派到贺义夫的警卫营当副营长。王亚之经常跟彭铭鼎和贺义夫谈革命的道理，并介绍许多进步书刊给他们阅读。

1942年，彭铭鼎因与王亚之的关系问题，被胡宗南曾一度扣押，审查很久。贺义夫因此事而被撤免了警卫营长。

1948年，陶晋初到香港拜访李济琛时，会见了共产党在香港的负责人，言谈中，鼓动陶晋初去新疆策动其兄陶峙岳摆脱国民党，投向革命。同年秋，陶晋初被任命为新疆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在赴新疆路过兰州时，他找到彭铭鼎，商定新疆与甘肃互相策应，待时机成熟时，举行起义。

不久，天津、北平、绥远相继解放。毛泽东庄严宣告：摆在国民党官兵面前的只有天津、北平、绥远3条路可走，别无选择。这一讲话，对包括彭铭鼎在内的许多国民党将士，震动极大。

彭铭鼎早在兰州尚未解放时，就对贺义夫私下里说：

“假如兰州不守，青马必窜回西宁老巢。河西走廊西去，地处贫瘠，民族复杂，共产党可能用政治手段解决，不会西去不毛之地。若然，我们可置第1线于乌鞘岭，在武威通电起义义，走绥远道路。”

他为了抓部队，兼任了第120军副军长。本来，他与周嘉彬商定在武威通电起义，但因刘任、黄祖埙等人反对起义，只好拖延下来。

贺义夫见彭铭鼎为起义的事情大伤脑筋，一筹莫展，便出主意道：

“事到如今，别无良策，任何犹豫都会造成无法补救的损失，不如先下手为强，把刘任和黄祖埙抓起来，采取强硬措施，宣布起义。”

彭铭鼎呻吟一声，沉默良久，最后摇了摇头，没说一句话，就离开了贺义夫的家。

过了两三日，第91军直属骑兵团和沈芝生第246师骑兵团，在大靖起义。黄祖埙听到这个消息，大为震惊，捶胸跺足，很久说不出话来，只见两颗豆大的泪珠顺着青灰的脸颊往下滚落着。

这样一来，武威完全暴露在解放军的强大压力之下，国民党残部不得不继续西逃，。向张掖溃退。

张掖是塞上江南，虽时已初秋，却尚有春意。久别故乡的湖．湘子弟，走到这里，自然不愿离去。他们幻想解放大军，下关中，越陇坂，战兰州，不足两月经历数次大战，行军2000多里，眼下秋阳已淡，西出阳关，或为来春之事了。因而，他们打算趁此机会在张掖喘一口气儿，苟安一时。

就在这时，王震率第1兵团第2军，从青海翻越冰峰雪岭祁连山，克服了千难万险，前卫团因无冬服而冻死数一十人，终于出奇不意，如同神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