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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未及终，便改容加敬，曰：“名下故无虚士。今者非以相劳，自望坐啸有托耳。”每于私室接遇，恆尽忘年之欢。俄而以资调补左翊卫率，寻除冀州司户参军。炀帝初，改州为郡，仍除信都司户书佐。及大业暮年，王涂弛紊，居官者率多侵渔，皆致润屋；大师独守清戒，无所营求，家产益致窘迫。郡丞鞠孝稜益相叹服，曰：“后于岁寒，此言于公得之。”十年，迁渤海郡主簿。及窦建德据有山东，被召为尚书礼部侍郎。武德三年，被遣使京师，因送同安公主，遂求和好。使毕，还至绛州，而建德违约，又助世充抗王师于武牢。高祖大怒，命所在拘留其使。世充、建德寻平，遂以谴徙配西会州。

大师少时，尝筮仕长安，遇日者姓史，因使占。时有从兄子同、妹夫郑师万、河东裴寂同以宿卫简入文资。各使视即日官位，及将来所至。史生曰：“裴二及李，皆当依资叙用，然裴君终致台辅。郑非直今岁虚归，后岁亦当本资不叙。”指大师曰：“君才虽不灭赵元叔，恐赋命亦将同之。”言子同亦无远到。时大师弟行师亦预宾贡，因问史生吉凶。生曰：“此郎虽非裴君之匹，亦至方伯。”既而大师及子同、裴寂并以资补州佐。师万当年差舛，明年而齐资不叙。师万任益州新都县尉。及武德初，裴寂任尚书左仆射、魏国公。大师至是迁播，因独笑曰：“史生之言，于兹验矣。”行师贞观中历太常寺丞、都水使者、邛州刺史，皆如史生之占。

大师既至会州，忽忽不乐，乃为《羁思赋》以见其事。侍中、观公杨恭仁时镇凉州，见赋异之，召至河西，深相礼重，日与游处。

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至是无事，而恭仁家富于书籍，得恣意披览。宋、齐、梁、魏四代有书，自余竟无所得。居二年，恭仁入为吏部尚书，大师复还会州。武德九年，会赦，归至京师。尚书右仆射封德彝、中书令房玄龄并与大师亲通，劝留不去，曰：“时属惟新，人思自效，方事屏退，恐失行藏之道。”大师曰：“昔唐尧在上，下有箕山之节，虽以不才，请慕其义。”于是俶装东归。家本多书，因编缉前所修书。贞观二年五月，终于郑州荥阳县野舍，时年五十九。既所撰未毕，以为没齿之恨焉。所制文笔诗赋，播迁及遭火，多致失落，存者十卷。子庆孙、正礼、利王、延寿、安世。

延寿与敬播俱在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下删削。既家有旧本，思欲追终先志，其齐、梁、陈五代旧事所未见，因于编缉之暇，昼夜抄录之。至五年，以内忧去职。服阕从官蜀中，以所得者编次之。然尚多所阙，未得及终。十五年，任东宫典膳丞日，右庶子、彭阳公令狐德棻又启延寿修晋书，因兹复得勘究宋、齐、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十七年，尚书右仆射褚遂良时以谏议大夫奉敕修《隋书》十志，复准敕召延寿撰录，因此遍得披寻。时五代史既未出，延寿不敢使人抄录，家素贫罄，又不办雇人书写。至于魏、齐、周、隋、宋、齐、梁、陈正史，并手自写，本纪依司马迁体，以次连缀之。又从此八代正史外，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一千余卷，皆以编入。其烦冗者，即削去之。始末修撰，凡十六载。始宋，凡八代，为《北史》、《南史》二书，合一百八十卷。其《南史》先写讫，以呈监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棻，始末蒙读了，乖失者亦为改正，许令闻奏。次以《北史》咨知，亦为详正。因遍咨宰相，乃上表。表曰：

臣延寿言：臣闻史官之立，其来已旧，执简记言，必资良直。是以典谟载述，唐、虞之风尤著；《诰誓》斯陈，殷、周之烈弥显。鲁书有作，鹿门贻鉴于臧孙；晋乘无隐，桃园取讥于赵孟。斯盖哲王经国，通贤垂范，惩诫之方，率由兹义。逮秦书既炀，周籍俱湮，子长创制，五三毕纪，条流且异，纲目咸张。自斯以后，皆所取则。虽左史笔削，无乏于时，微婉所传，唯称班、范。次有陈寿《国志》，亦曰名家。并已见重前修，无俟扬榷。

泊紫气南浮，黄旗东徙，时更五代，年且三百。元熙以前，则总归诸晋，著述之士，家数虽多，泛而商略，未闻尽善。太宗文皇帝神资睿圣，天纵英灵，爰动冲襟，用纡玄览，深嗟芜秽，大存刊勒，既悬诸日星，方传不朽。然北朝自魏以还，南朝从宋以降，运行迭变，时俗污隆，代有载笔，人多好事，考之篇目，史牒不少，互陈闻见，同异甚多。而小说短书，易为湮落，脱或残灭，求勘无所。一则王道得丧，朝市贸迁，日失其真，晦明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