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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保尔闷声闷气地回答说：“我哪儿也不去。住院没有用。这是权威人士的意见。我的出路只有一条——领抚恤金，退休。但是我绝不走这条路。

你们要我脱离工作，这办不到。我才二十四岁，我不能拿着残废证混一辈子，明知没用还到处去求医问药。你们应该给我找一个工作，适合我的身体条件。我可以把工作拿回家做，或者就住在机关里……只是别叫我当个光管登记发文号码的文书。给我的工作应该使我内心不感到孤独离群。“保尔越说越激动，声音越来越响亮。

阿基姆了解这个不久前还生龙活虎一般的青年的感情。

他了解保尔的悲剧，知道对他这样一个把自己短暂的生命献给了党的人来说，脱离斗争，退居大后方，是非常可怕的。因此阿基姆决定竭尽全力帮助他。

“好吧，保尔，别着急。明天我们书记处开会，我一定把你的问题提出来，保证尽我的力量给你想办法。”保尔吃力地站起来，把手伸给他。

“阿基姆，难道你真的以为，生活会把我赶到死胡同里，把我压成一张薄饼吗？只要我的心还在这里跳动，”他一把抓过阿基姆的手，紧贴在自己胸膛上，于是阿基姆清晰地感觉到了他的心脏微弱而急速的跳动。“只要这颗心还在跳动，就绝不能使我离开党。能使我离开战斗行列的，只有死。你记住这个吧，我的老大哥。”阿基姆没有做声。他知道，这不是漂亮的空话，而是一个身受重伤的战士的呼喊。他理解，这样的人不可能说出另外的话，不可能有另外的感情。

两天以后，阿基姆通知保尔，中央机关刊物的编辑部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可以让他做，但是要考核一下，看他是不是适合在文学战线上工作。保尔在编辑委员会受到了亲切的接待。副总编辑是个做过多年地下工作的女同志，现在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她向保尔提了几个问题：“同志，您是什么文化程度？”“小学三年。”“上过党校和政治学校没有？”

“没有。”“啊，那没什么，没上过这些学校也可以锻炼成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这种事是有的。阿基姆同志向我介绍过您的情况。

我们可以给您一个工作在家里干，不一定到这儿来上班，总之，可以给您创造各种方便条件。但是，干这一行需要有广泛的知识，特别是文学和语言方面的知识。“这些话对保尔来说是一个不祥的预兆。经过半个小时的谈话，证明他的知识不足，在他写的一篇文章里，这位女同志用红铅笔划出了三十多处修辞上的毛病和不少拼写错误。

“柯察金同志！您的根底很厚。要是再好好进修一下，您将来可以成为一个文学工作者，但是您现在写的东西还不够通顺。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您还没有掌握俄语。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您一直没有时间学习。非常遗憾的是，我们还不能任用您。我再说一遍：您的根底很厚，您写的这篇东西，只要在文字上加加工，不用改动内容，就可以成为一篇很好的文章。可是，我们需要的是能修改别人文章的人。”保尔拄着手杖站了起来。右眼眉一下下地抽动着。

“就这样吧，我同意您的意见。我能成为什么文学家呢？！

我以前是个好火夫，也是个不错的电工。我骑马很内行，很会鼓动共青团员，但是，在你们这条战线上，我是个不称职的战士。“他告别之后，走出了房间。

在走廊拐角的地方，他差点跌倒。一个提公文包的女同志扶住了他。

“您怎么啦，同志？您的脸色很难看！”保尔镇定了片刻，然后轻轻挣脱那位女同志的手，用力拄着手杖走了。

从这天起，保尔的健康每况愈下。恢复工作是根本谈不上了。越来越多的日子是在病床上度过的。中央委员会解除了他的工作，并且要求社会保险总局发给他抚恤金。他拿到了抚恤金，同时还领到一张残废证。中央委员会另外又发给他一笔钱，个人档案也交他随身携带，他可以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玛尔塔这时来了一封信，邀请保尔到她那里小住和休养。保尔本来就打算到莫斯科去，他仍然怀着一线希望，想在联共中央委员会找到幸福，也就是说，找到用不着走动的工作。但是在莫斯科也一样，大家都劝他治疗，并且答应给他找个好医院。他谢绝了。

保尔不知不觉在玛尔塔和她的女友娜佳·佩捷尔松的寓所里住了十九天。他整天一个人待在屋子里。玛尔塔和娜佳一早就出去，晚上才回来。保尔如饥似渴地读着书，一本接一本——玛尔塔有很多藏书。晚上玛尔塔的许多女友常来看望，有时也有男同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