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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岗职工、无业人员还在源源不断地涌进来。纷纷打听木耳究竟是怎么回事，并毫不犹豫地扛着行李投入山野。

当年秋天下山时，木耳已卖到两百块钱。刚入冬，就涨到两百五十块。

虽然价格涨了两三倍，但和去年相比，木耳的出售量猛地降了下来。到头来赚到的数字和我们年初预想的大不一样。这令我妈很不甘心，她想来想去，决定避开所有人，她要在冬天进山采摘。

冬天四处冰天雪地的，山脚积雪厚达十几米，道路完全阻断。况且那么冷，木耳早已停止了生长。但是，总会有那么一些地方，在最后一批骚扰的人们走之后，在最寒冷的日子来临之前，可能还会长出一些。下大雪后，又被冻结在木头上，深埋在雪窝子里。

我妈很聪明，她不动声色，等所有人都从采木耳的狂热和遗憾中平复下来后，她才和我叔叔悄悄动身。临走时嘱咐我和我妹妹，要是有人问起来，就说他俩到县上办事情去了。

结果，直到他们两个回来为止，左邻右舍没有一个对他们的突然消失稍有好奇的，没有一个人问起。倒是我很有礼貌地询问了一下他们的家人的情况，则一律被告之：“到县上办事情去了”

我妈他俩单独去的，回来却是和一大群人结伴而行。

那时他们已经出去十多天了。我看到我妈脸都冻烂了，手上全是冻疮，肿肿的，裂了血淋淋的口子。

晚饭的时候，他们才把收获的木耳拿出来给我们看。很少很少，看得令人心酸。

当他们在齐膝深的雪地里艰难前行；他们从高山上坐在雪上顺斜坡滑下，半途被冰雪下埋藏的一块石头狠狠颠了一下，一头栽在雪堆中拔不出来；当他们刨开倒木上的积雪，一点一点地努力寻找；当他们天黑后走很远的路都找不到一个干燥而避风的地方过夜

那一年春节期间，木耳涨到三百块钱。几乎所有采木耳的人家，存货全都脱手得干干净净。哪怕是挑木耳时筛选出来的碎渣子，都卖到了一百块。

我们反反复复对上门来打听的人说：“真的没有了真的不骗你”，可没人相信，总觉得我们是在屯货抬价似的。

“三百五十块钱行不行呀三百八行不行呀就求您了，给您算四百整！！”

到了这时，木耳的用处恐怕已不是用来吃了吧。作为礼品和一种时髦的消遣物，它的价值早就已高于四百块钱了吧外面大地方的人总是有着比我们更灵活而又更繁杂缜密的心思。木耳被他们用来进行着秘密的交流，最终流传到一个与木耳本来没有任何关系的地方。他们千里迢迢来买木耳，走进我家昏暗的房间，一声一声急切地诉说，失望地长久沉默。门外也有人在说木耳的事，他的神情在夜色里看起来神秘而别有用心。我们一打开门，他就停止了声音。但他还是站在那里不走。整个桥头涌荡着不安的漩涡。

第三年，第三年木耳的世界疯了！第三年伴随着木耳的狂躁，爆发了牲畜的大规模瘟疫。据说这是一场从未有过的新类型的瘟疫，我知道它也是与木耳一样的最新入侵者之一大批牛羊拉去活埋，山上的人不准下来，山下的人不准上去。封山了，戒严了。

我们因为晚了几天，就给堵在了桥头，原先的那些熟悉的守林员和检查人员全撤换了。边防站的人也死活不给办边境通行证。

那两天又刚好连下了两场雨，想到木耳此刻正长得好，真是急坏所有人。于是有一些人忍不住绕过桥头，从西面那条早已废弃的天堑般的古牧道上翻过去。后来他们再也没有回来，估计已经到了，开始大包小包地摘了。于是更多的人都决定这么做，但大部分人到了跟前都退了回来——那条古道实在不是人走的路。

就是能走我们家也不能那样做。我们毕竟是开商店的，还有货物，必须得从能通车的路上过去。

很多人都是深更半夜出发，做贼似的摸黑徒步进山。被逮着就狠狠地罚款，但罚了还是要想法子再上。

我妈急得没办法，四处找人，四处受气。到了最最后，她一咬牙，给某些人许诺，下山后一定给留几公斤木耳，又花额外的钱办了一堆证件，这才被特别允许过了桥。

但是进了山才知道，里面已是一片混乱，里面所有的人都急于下山。在那里，抢劫的消息不时传来。据说就是那些逃荒到这里的内地人干的，他们以为他们来到了一个没有秩序的地方——而实际上似乎也是如此。这深山里的稀薄社会的确从没有过被明确监督着的秩序，一切全靠心灵的自我约束。那种人与人相互间、人和自然之间的本能的相互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