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部分(第2/4 页)

第一，曹植现存诗作中，乐府诗占有近半数。但这些诗基本上都不是配乐演唱的。刘勰《文心雕龙》谓之“无召伶人，事谢弦管”。这是乐府歌辞文人化的明显标志。

第二，和建安时代其他诗人一样，曹植也写了不少沿用民歌题材，模仿民歌风格的诗。但他并不是单纯的模仿，而是加以适当改造，有时结合骚体的象征手法，在那些游子思妇的形象中注入纯属于个人的思想感情。前面提及的《美女篇》、《吁嗟篇》，以及《七哀》和《杂诗》中的几篇，都是如此。如《杂诗》之四：

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

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

这里把《九歌》中所谓“美人迟暮”的哀怨与汉乐府民歌的风格相结合，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苦闷和对有限生命的惋惜，浅显而雅丽。较之曹丕比较单纯地模仿民歌的《燕歌行》一类，更富于个性，内涵也更为曲折丰富，耐人寻味。

第三，曹植诗的结构大多颇为精致，很少平铺直叙。特别是开头，常常以几句带有主观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写，渲染出特定的气氛，笼罩全篇。如《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二句，以激烈动荡的景象，暗示了作者心境的不平和处境的险恶；《七哀》“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二句，以迷蒙恍惚的景象，奠定了全诗哀怨的基调。所以沈德潜说他“极工于起调”（《说诗晬语》）。这虽然是从民歌的比兴句学来，但它在全诗中的作用比通常的比兴句重要得多，效果也更为强烈。

第四，“诗赋欲丽”是建安文学的普遍现象，而以曹植最为突出，对后人的影响最大。与民间乐府不同，他的诗往往有鲜明的色泽，并已较多使用书面语，讲求华美、工整和刻画的细致。只是并不显得深奥。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对仗的运用。建安以前，辞赋乃至散文都已明显趋向骈偶化，但在诗歌中，还没有人有意识地运用这一修辞手段。建安时代，曹植、王粲作为辞赋的高手，开始将它引进诗歌写作中来，曹丕等人偶尔也有尝试。和对仗同时出现的，是炼字的现象。像曹植的诗句“凝霜依玉除，清风飘飞阁”（《赠丁仪》），“白日曜青春，时雨静飞尘”（《侍太子坐》），“秋兰被长坂，朱华冒渌池”（《公宴》），其中的动词都经过精心锤炼，以求得到警醒的效果。这样的诗句在他的作品中虽然占比例不大，但在以后的文人诗中，却是越来越普遍。

第五，建安文人诗中，开始有较多的自然景物描写，曹植也是主要的代表。这同样是在汉代民间乐府中很难见到，并对后代文人诗影响很大的现象。下面是《公宴》中的一节：

清夜游西园，飞差相追随。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参差。

秋兰被长坂，朱华冒渌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

神飚接丹毂，轻辇随风移。

以上是曹植在其诗歌创作中把文人文学与民间乐府结合起来的五个主要之点。他在这方面的特出成就，使他在建安乃至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发展过程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

除了诗歌以外，曹植的散文、辞赋也有相当特出的成就。《与杨祖德书》评述当代著名文士，倾吐自己的怀抱，因杨修与他关系密切，所以话说得随便，有较多抒情成分。从文中可以看出曹植自负而又外露的诗人性格。《求自试表》要求明帝给以任用，希望由此得到施展才华、建立功业的机会。曹植本来是个理想很高又十分自信的人，把“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视为人生的目标。长期闲置，使他深感压抑，并且有一种大才未用的遗憾。所以这一篇表文写得慷慨激昂，极富情感。

曹植现存的辞赋，包括残佚的在内，有三十多篇，可见他于此用力甚勤。这些作品可以说代表了建安辞赋的转变。其特点，一是篇幅短小，没有汉代流行的长篇巨制；二是题材广泛，各种内容都有。其中《鹞雀赋》用对话形式写一个动物寓言，是赋作中很少见的；三是抒情性强，与作者的生活、思想关系密切；四是语言华丽而流畅，没有堆砌辞藻的弊病。

《洛神赋》是曹植的代表作。内容虚构自己在洛水遇神女的故事。前人对此篇的寓意，猜测很多，但都无法确实证明。按在曹植以前，陈琳、王粲、杨修都写过《神女赋》，都是模仿旧传宋玉所作《神女赋》、《高唐赋》，可见这一题材在当时很流行。曹植的《洛神赋》，当也是这一风气下的产物。恐怕他只是假托一个神话人物，把世俗的男女之情升华到诗意的完美形态。比较前人所作，《洛神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