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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次年（1596年）四月，明朝册封正史李宗城因为贪淫女色，遭到日本人的驱逐，凄凄惶惶从釜山跑出来，逃回京城，随即就被明廷下诏捕拿入狱，于是小西行长只好陪同副使杨方亨回归日本。此时秀吉早就离开了九州的名护屋，并且大坂城也不呆了，他在京都附近开始营建更为豪华的伏见城。六月，沈惟敬在伏见城见到了秀吉，秀吉本想在伏见城会见明使，但因为畿内地区地震频繁，所以最终还是敲定了大坂城。

九月一日，以毛利辉元为向导，引领杨方亨等一行人来到大坂城接见所。日本诸将四十人列座观礼，杨方亨、沈惟敬等人捧着金印、诏书站立。等到丰臣秀吉穿戴着明朝送去的册封衣冠，满脸笑容地出现的时候，沈惟敬竟然跪拜在地，使随员们无不感到愤慨。册封秀吉为日本国王的典礼顺利完成了，秀吉还盛宴款待了来使，在他想来，我答应做你大明王朝属下的日本国王，用这个空头衔换来朝鲜一半疆土，就此面子里子都有了，也可对出征诸侯有个交代，真是事事称心如意。

然而西洋镜终究是要拆穿的，明使手捧诏书，以中文宣读，日本人根本就听不懂，而就算两国文字基本相通，那些深奥的句子，也不是丰臣秀吉这种武人所能够理解的。等到第二天，秀吉让僧人承兑以日语宣读诏书，并且加以解说，虽然小西行长事先关照承兑要改动一些句子，但承兑仓促间无法完成如此繁难之事，还是原样照读了。

秀吉听到诏书中全然不提割让朝鲜一半领土和派朝鲜王子赴日为质等问题，不禁勃然大怒，于是下令驱逐明使，再伐朝鲜。这一年是日本的庆长元年，侵朝战争开始了第二个阶段，称为“庆长之役”。

小西行长分辩说是明朝违约，不干自己的事情，终于逃过了制裁，却被丰臣秀吉再度扔回朝鲜战场。至于那位胡作非为的沈惟敬先生，他逃回朝鲜后还假造了一道丰臣秀吉的谢恩表章，派人送回北京。然而花样不可一玩再玩，西洋镜终于被拆穿了，万历皇帝大怒，先把主和的兵部尚书石星下了大牢（最后死于狱中），然后传令驻朝明军捕拿沈惟敬，就地正法。

其实这个时候，丰臣政权的内部斗争已经愈演愈烈，丰臣秀吉得不到一点实利是断然不肯从朝鲜撤兵的，因为他已经威信扫地了……

●茶人之死

丰臣秀吉的侵朝战争，给朝鲜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而日本人也没能从中得到丝毫益处。被驱赶上前线的武士们陷身在朝鲜这个大泥沼中，缺衣少粮，而又必须成天提防朝鲜义军的袭击；留在后方的百姓、町人则被迫缴纳高额贡赋，担当劳役以支撑不义的并且看不到前途的战争继续打下去。当前线战事明显不利于己以后，连秀吉本人也开始悲观丧气，为了散心，他的生活更为奢靡腐化，放着好好的大坂城不呆，还要修建更为宏伟的伏见城，就是一个例证。

就在“文禄之役”爆发的前一年，也即天正十九年（1591年）元月，丰臣政权的最大栋梁、秀吉的弟弟丰臣秀长病逝了。秀长是丰臣政权的核心人物，他是著名的内政家，并且拥有很强的统合能力，在年轻的谱代众和老奸巨猾的外样中间一直扮演着调停人的角色。秀长去世以后，石田三成等秀吉亲信与德川家康等有力大名间的矛盾益发突出，并且逐渐迈向不可调和的深渊。

丰臣秀吉在他最后的统治期间，先后杀死了两个人，这两个人的死亡，给他的政权造成了难以弥补的裂痕，同时也使他的威信遭到极大损害——一个是茶道宗师千宗易，还有一个是他的养嗣子丰臣秀次。

千宗易本是堺的豪商，师从武野绍鸥学习茶道，号抛筌斋、利休居士。天正十一年（1583年），也就是本能寺之变的次年，宗易被丰臣秀吉聘请为家中茶头，负责茶事。在当时，茶道并不仅仅是一门艺术，因为很多知名武将都醉心于茶道，所以茶人也经常会扮演外交使节的角色。千宗易成为丰臣家的茶头，也就等同于他进入了丰臣政权的统治核心，对秀吉协调与朝廷、大名乃至于豪商们的关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然而号称“天下第一茶人”的千宗易，最终却被秀吉勒令自杀。这件事发生在天正十九年（1591年）的二月份，也就是丰臣秀长去世后的翌月。事实上，秀吉和宗易的和睦关系早就破裂了，当可以保护宗易的最后一道墙垣秀长倒塌后，宗易也就终于无可避免地迎来了他的死期。

从表面上来看，有两件事促成了千宗易的死亡。首先是大德寺山门事件，天正十七年（1589年），宗易资助修建了大德寺山门的金毛阁，大德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