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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岁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所著《孔门理财学》由哥伦比亚大学收入“历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丛书付梓问世，并先后得到宏观经济学鼻祖凯恩斯、社会学宗师韦伯等大牛的点评与肯定，于是他暴得大名，然后回国组建了孔教会。

而孔教会成功的另一方面原因便是陈焕章积极采用了西方组建社团的某些方法，不仅向教育部人员寄送自己所著的《孔教论》一书，以谋求教育部上下的支持。而且还组建事务所作为全国孔教总会机关，并在上海创办出版了《孔教会杂志》。孔教会的影响随杂志的发行日益扩大。直至遍及全国。

随着孔教会在北方影响渐大，一场定孔教为国教的运动如火如荼开展起来。那时候正值国会召开，陈焕章便说动了几位国会议员，请他们在参众两院提出定孔教为国教的议案。消息传出，南北函电交驰，各种社会力量纷纷请愿或反对在宪法中规定孔教为国教，尤其是蒙、藏、维边区代表反应尤甚激烈。尽管袁世凯心中颇为赞同该项提案，不过当时面临着南方革命党的巨大压力，又唯恐蒙藏维代表因此会在大总统选举中投他的反对票，只好使用一个“拖”字诀，拖到最后不了了之。

哥伦比亚大学不仅盛产同妻，其经济学同样远近闻名。作为哥大经济学博士，陈焕章绝对明白投入产出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创办孔教会自然不会满足于只推广孔孟之道。与他抱有同样心思的是全国孔教会长、有“孔教之马丁路得”（梁启超评价）“孔教巨子”（陈焕章评价）美誉的南海圣人康有为。

康有为这么些年一直鼓吹孔教，广为国人所知，但他为什么要鼓吹孔教并且自任教主呢？在他给陈焕章的信中清晰地勾勒出他设想中的曲线救国道路，并且对此信心满满：

首先创建孔教会并积极宣传，争取遍及全国各地各阶层；

其次向国会渗透，国会都是三四十岁以上的士绅，对孔孟之道都抱有一定的好感，只要公关得法，“则国会议员十九吾党”；

再次掌控国会后，则向组阁发起总攻，争取建立孔教内阁；

最后是以把持国会、内阁之势救国平天下。到了这一步才算大功告成，康有为走笔至此忍不住豪情满怀地写道：以之救国，庶几全权，又谁与我争乎？

说到底康有为就是想借壳上市，即借孔教会之名而在政治上有一番大作为，以期实现当年维新变法时未能实现的伟大事业。孙元起最初通过情报系统得知康有为如此宏伟的抱负时，用手指蘸着茶水不知在书桌上写了多少个“妄人”！

汤寿潜此时捋须答道：“正是孔教会！东瀛日本在江户幕府末期，随着欧美列强入侵，幕府威望不断下降，国内形势岌岌可危，为恢复王权、统一国家，政府宣布政教合一，积极扶持神社神道，将神社神道定为国教，凌驾于其他各宗教之上，在国民之间强制推行。就实际效果来看，国家神道这些年在增强日本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方面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孙元起微微蹙眉道：“难道蛰翁也赞成孔教会？”

汤寿潜却不置可否：“老夫赞不赞成倒是无关紧要，关键要看孔教会能否起到凝聚我国民心、提升我国民气的作用！”

杨度哂笑道：“蛰翁此言差矣。孔教会是什么？它不仅仅是宣扬‘昌明孔教，救济社会’理念的孔教团体，更是康长素（康有为）实现他个人野心的私党，其意图无非是吹捧南海圣人、复辟君主制度，难不成他们还能改弦更张，拥戴不解四书五经、但知声光化电的百熙么？若是咱们没有创立新中国党，倒还可以进去搀和搀和。如今咱们坐拥国会第一大党，犯得着舍近求远去捧那个狂妄之辈的臭脚么？”

汤寿潜面皮微微发红，犹自说道：“前些日子老夫在沪上的时候，孔教会总干事陈重远（陈焕章）曾登门拜访，谈话间谈及《孟子》中‘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语。他以为自王阳明（王守仁）至今正好五百年，于经世性理之学则有南海夫子，于格物致知之学则有百熙总理。百熙天生圣哲，如有宿惠，稍有涉猎，便能发洋人数百年未发之覆。对于细则物质粒子，巨则洪荒宇宙，无不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令东西洋学者为之五体投地。现在全国各地很多学校都只悬挂两幅画像，一幅为大成至圣先师，另一幅便是百熙总理。

“而康南海自幼便有澄清天下之大志，长大后于学无所不窥，目光炯远，思想锐入，气魄宏雄，能于数千年后以一人而发先圣久坠之精神，为我中国儒学放一大光明，亦不负‘圣人’之名。两人一南一北、一内一外交相辉映，有如穹宇之有日月、神州之有江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