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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中国人的吃穿住行问题尚未解决，也许这是中国人更关心这类问题而较少关心精神生活的原因？但一向重视这类问题的中国人，却为什么一直倒没能解决了这类问题？举个例说，人口太多是其原因之一。但若追根溯源，人口太多很可能是一直较少关心精神生活的后果。——这是个过于复杂的话题。

我只是想，不要把“贵族化”作为一个罪名来限制人们对精神生活的关怀，也不要把“平民化”作为较少关怀精神生活的誉美之词。这两个词，不该是学术用词。至少这两个词歧义太多，用时千万小心，我想，文学更当“精神化”吧。

13。乐观与悲观。

已经说过人的根本困境了。未见这种困境，无视这种困境，不敢面对这种困境——以此来维系的乐观，是傻瓜乐观主义，信奉这种乐观主义的人，终有一天会发现上当受骗，再难傻笑，变成绝望，苦不堪言。

见了这种困境，因而灰溜溜地再也不能振作，除了抱怨与哀叹再无其他作为——这种悲观是傻瓜悲观主义。信奉这种悲观主义的人，真是惨极了，他简直就没一天好日子过。也已经说过了，人可以把困境变为获得欢乐的机会。

人的处境包括所有真切的存在，包括外在的坦途和困境，也包括内在的乐观和悲观，对此稍有不承认态度，很容易就成为傻瓜。所以用悲观还是乐观来评判文学作品的好与坏，是毫无道理的。表现和探讨人的一切处境，一切情感和情绪，是文学的正当作为，这种作为恰恰说明它没有沾染傻瓜主义。当人把一切坦途和困境、乐观和悲观，变作艺术，来观照、来感受、来沉思，人便在审美意义中获得了精神的超越，他不再计较坦途还是困境，乐观还是悲观，他谛听着人的脚步与心声，他只关心这一切美还是不美（这儿的美仍然不是指漂亮，而是指兼有着敬畏的骄傲）。所以，乐观与悲观实在不是评判文学作品的标准，也让它回到它应该在的领域中去吧。

况且，从另一种逻辑角度看，敢于面对一切不正是乐观吗？遮遮掩掩肯定是悲观。这样看来，敢于写悲观的作品倒是乐观，光是叫嚷乐观的人倒是悲观——悖论总来纠缠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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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命的写作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这话似乎有毛病：四十已经不惑，怎么五十又知天命？既然五十方知天命，四十又谈何不惑呢？尚有不知（何况是天命），就可以自命不惑吗？

斗胆替古人做一点解释：很可能，四十之不惑并不涉及天命（或命运），只不过处世的技巧已经烂熟，识人辨物的目光已经老练，或谦恭或潇洒或气宇轩昂或颐指气使，各类做派都已能放对了位置；天命么，则是另外一码事，再需十年方可明了。再过十年终于明了：天命是不可明了的。不惑截止在日常事务之域，一旦问天命，惑又从中来，而且五十、六十、七老八十亦不可免惑，由是而知天命原来是只可知其不可知的。古人所以把不惑判给四十，而不留到最终，想必是有此暗示。

惑即距离：空间的拓开，时间的迁延，肉身的奔走，心魂的寻觅，写作因此绵绵无绝期。人是一种很傻的动物：知其不可知而知欲不泯。人是很聪明的一种动物：在不绝的知途中享用生年。人是一种认真又倔犟的动物：朝闻道，夕死可也。人是豁达且狡猾的一种动物：游戏人生。人还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物：不仅相互折磨，还折磨他们的地球母亲。因而人合该又是一种服重刑或服长役的动物：苦难永远在四周看管着他们。等等等等于是最后：人是天地间难得的一种会梦想的动物。

这就是写作的原因吧。浪漫（不“主义”）永不过时，因为有现实以“惑”的方式不间断地给它输入激素和多种维他命。

我自己呢，为什么写作？先是为谋生，其次为价值实现（倒不一定求表扬，但求不被忽略和删除，当然受表扬的味道总是诱人的），然后才有了更多的为什么。现在我想，一是为了不要僵死在现实里，因此二要维护和壮大人的梦想，尤其是梦想的能力。

至于写作是什么，我先以为那是一种职业，又以为它是一种光荣，再以为是一种信仰，现在则更相信写作是一种命运。并不是说命运不要我砌砖，要我码字，而是说无论人干什么人终于逃不开那个“惑”字，于是写作行为便发生。还有，我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这样说过：“写什么和怎么写都更像是宿命，与主义和流派无关。一旦早已存在于心中的那些没边没沿、混沌不清的声音要你写下它们，你就几乎没法去想‘应该怎么写和不应该怎么写’这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