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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警官无声地沉默着。

韩式对杨亮：“四票对三票通过许光减刑一年的决议。该罪犯的减刑问题监区存在意见分歧，记录在案如实上报党委会。下一个。”

同时，七监区车间内，正在车床前操作的马行辉看徐至松巡视过来，喊：“至松，快过来顶一下，我内急，快快……”

徐至松接过车床操纵杆：“快点啊！”

马行辉答应着一溜小跑进了车间内的厕所，他反手闭门。脚踏着水管攀上天花板，伸手从天花板上的一个小洞中扯出一根三角带，又纵身跳了下来，又低头从墙缝里拿出一把用锯条磨制的小刀，一用力把三角带从中挑断，从断口处一根一根的往出抽里边的细丝。这种丝虽细但他还是很费力的才能弄断。不一刻他扯出的细丝已成了一小团，他迅速地把“成品”收好又一次爬上天花板往小洞里塞去。这时，厕所的门被突然打开，徐至松面无表地看着“猴子”一样吊在天花板上的马行辉。

马行辉并没显出紧张，他跳下来面对徐至松，眼睛里闪着既坚定又凶狠的光芒：“我非走不可！既然你发现了，怎么出招由你！”

徐至松仍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你以为你有一根绳子就能走得了吗？”

马行辉：“这你甭管！”

徐至松：“可丫丫要人管。”

马行辉一震：“你要怎么着……”

徐至松目光如刀：“我是想问你要怎么着？是想把命丢掉，逃避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吗？”

马行辉：“你想说啥？”

徐至松：“我想说你这是死路一条！”

同时，七监区办公室内，减刑研讨会已研究到任重的减刑问题。

杨亮：“任重，无期徒刑，日常改造积分一百二十分，无行政奖励，禁闭处罚一次，拟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请表决！”

一位警官发言：“我有点想法，任重是涉黑犯罪，此人的案件社会影响很大。但是我们这儿是执法机关，不能让社会舆论左右了执法的公正性，在不超过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我们应更多的考虑罪犯的改造情绪和其对徒刑的承受能力。我们常说要让罪犯在希望中改造，对于罪犯来说没有比快点出狱更大的希望了！无期减为二十年是无期减有期的最高刑，这个大满贯会不会让其产生我们监狱执法者对涉黑犯罪从严惩处的认识？会不会由此而背上思想包袱不利于以后的改造？我认为这些都是应该考虑的，所以我建议应重新考虑任重的减刑幅度。”

杨亮接口道：“任重一年前因私藏手机并诬陷警官受到禁闭处罚，表现很差劲，我认为给他个大满贯正合适。”

刚发言的那警官道：“我们干管教的整天面对的就是罪犯，罪犯是谁呀？是犯过这样或那样错误的人，如果他们都那样中规中矩还会犯罪吗？所以，作为管教最大的美德是宽容！既然今天重提任重诬陷警官一事，那么我再加一句，如果给任重个大满贯，那么罪犯中有没人会说警官在挟嫌报复？”

杨亮针锋相对，有些激动：“什么是报复？罪犯减刑幅度大致都有个框架，我们虽有具体操作的权利，但还必须以罪犯的具体改造表现为依据，任重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是有法律依据的，再说我们现在是在研究，还不宜给人扣什么帽子！”

温道明见两人剑拔弩张的样子，用打圆场的态度接道：“好了，我说几句。有关罪犯减刑的法律规定只有最高刑和最低刑这样一个粗略的标准，最高与最低之间是有很大弹性的。有人说这一弹性是我国法律不够科学和严谨的表现，可是我却认为这一点正是我国法律的科学和严谨之处，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就是把罪犯减刑最高和最低刑之间差距的自由裁量权交给了我们一线的管教者手中，这是最为科学的，因为再也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他们的改造情况，从科学的角度说知情权就是决定权，决定权取决于知情权。所以，我们在使用决定权时应充分考虑各种情况，监狱执法的性质是惩罚人和改造人相结合的特殊性质，这一特殊性就决定我们在执法过程中要兼顾法律的严肃性和罪犯的可承受性，因为罪犯只有在能承受刑罚的前提下才能接受改造近而改造成好人。由此，我认为对于罪犯减刑问题应从两方面作出考虑。具体到罪犯任重的减刑上，我建议既不能按最高刑二十年也不能按最低刑十六年向上呈报，应该折衷一下，十八年怎么样？”

韩式第一举手：“我同意温道明同志的意见，他刚才的话我们都应该考虑，国家把执法权交给我们的同时也把改造罪犯的任务交给了我们，我认为只要不是死不悔改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