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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我的工作是软弱无力的，只是声音很大，词句内容很空洞。除了“不老实”、“耍花招”，就是“你很危险”、“不要来这一套”。

晚饭后工厂常开会。由管教员讲话，没有底稿，信口说。对全厂犯人讲一些生产及改造情况。有一次批评我，说：“有的人在这里面捣鬼，我告诉你，这样搞下去对你不利！不要耍你那老一套，不行了，现在人民说了算……”“有的特务头子，不认罪服法，消极反抗，这是自取灭亡……”“有的人，我们掌握了他的材料，他还装作聪明呢，到时候，他就后悔了！”类似这样的话，不止一次的在工厂犯人大会上讲，我装不知情。别的犯人问我：“管教员说谁呢？”我说：“不知道哇！”

有一天，找我到管教员室。一个干部说：“我是东北公安局的，从沈阳来到长春，向你了解几个情况。我到长春市局，那边对我介绍说你很争取，表现得不错。”

我一看张管教员还在屋，就说：“市局的干部说我很争取，那是过去，他们对我最近的情况不知道。我最近在这改造非常落后，表现很顽固，这一点对不起共产党对我的宽大，我很惭愧，犯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

“犯错误不要紧，只要能改就可以。改造也不是一个早晨就能改造好的，何况你在旧社会时间很长，下一些功夫，充实一些新东西，挖旧装新，不要闹情绪……”

这些话很温暖，东北公安局的干部水平高，态度也稳重，叫我心服。他问我的一个组员陈东海的情况。他拿出纸烟叫我吸，我不吸。他说：“你吸吧，我负责。”我就吸了起来。最后他说：“咱们谈的问题，你回去再好好想一想，明天上午我还来。”

我回来，感到共产党的干部也分三六九等，有的很能办事，有的就能打官腔。也难说，出身不同，资历不同，年龄不同，看法不同，强求一致是不可能的。我把过去所接触的干部都回忆一下，也是各不相同。有的干部如公安局赵处长与我们谈话，也不吵，也不嚷，和颜悦色的，一句一句的说。他对陈牧说：“你这样不正视自己，将来不很好……”最后，还不是枪毙了。声音虽然低，话有力量。但有些人大喊大叫，一听没有什么叫人信服的东西，气得他自己都发抖。

改造也凭运气，遇到一个好的管教员，本着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伟大宏愿，那自己就能占便宜。否则，就要吃亏。共产党伟大，毛主席伟大，犯人的事还不凭这些管教人员考核。不要说他有偏心，就说他理论水平低，形而上学看问题，那就要有出入。这些事共产党中央能知道？毛主席能知道？犯人敢怎么样？还不是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在张管教员的眼中，关梦龄是个老特务，最大的坏东西，没有比他再坏的了，他是长春监狱的定时炸弹，他的一言一行都有破坏改造的危险。这样固定地看我，我还改造什么？先给我下这样的结论，好也是坏，坏也是坏，积极是假积极，不积极是消极。没说的，我倒霉。

第二天，东北公安局这位干部又来提我，材料写完，又谈了一些改造的问题。我把在这改造所以犯错误的经过都告诉了他。我说：“政府人员应该批评我，教育我，以至于处分我，不应该三天两头在犯人大会上，指张飞说李逵，那样讽刺，那样挖苦。有一次张管教员在犯人大会上说，‘一个特务头子背后说蒋介石的相貌长得好，在这作反动宣传。’这话我没说，可能是别人说的，反映情况的犯人乱反映。我到管教员室找张管教员，他不在，我与李管教员说：‘我没有说蒋介石的相貌长得好，这个说法我不承认。因为提到特务头子背后说，所以我不能不考虑。’李管教员是个转业军人，态度很好，他说：‘特务头子又不是你一个，也没有指你名字，你不要冲动。回去吧。’类似这样的事，我在思想上抵触，对他们这样改造我，我接受困难。”

“我们一些年轻的同志走入社会不久，热心够，经验少，工作上也可能有问题。但是你要从自我方面检查，不要责人严，责己宽。至于在大会上批评你，那也没有什么，给别的犯人一些教育也有好处。这里归公安局领导，都要实事求是。思想打通了，这些问题就认识了。我说得对不对，给你作个参考吧。”

“您说得很对，但我的思想现在还没通，对这些问题还没有认识。”

“慢慢就通了，思想改造不能性急。”

这些话对我很有教育，我想了一下，应该加强自我改造。

市局的干部还是不断找我要材料。我要求调回市局，我的理由是：“我在橡胶厂劳动，一个星期白天班，一个星期夜间班。白天班各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