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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这位好钻研学问的犹太司机竟把钱其琛的琛（chen）中间多加了“个0，成了犹太人的姓名”COhen“。

拉宾在特拉维夫国防部会见钱外长时，我和中央电视台记者都被拦在门外，气得我哇呀暴叫。经与拉宾的新闻秘书交涉，以方才同意我们进入会场，拍下珍贵的历史镜头。我深感军人出身的拉宾尽管严厉，但却通情达理。

1993年9月底，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在特拉维夫举行国庆招待会，大使林真让我给相机充足电，据说拉宾将参加中国国庆，可我始终将信将疑。几年来我到过埃及、约旦、伊拉克、黎巴嫩……参加过多次国庆招待会，可还从未见过哪总理亲自来使馆祝贺中国国庆。

黄昏，我懒洋洋地帮厨师小李在使馆草坪上挂国旗，突然来了两名以色列便衣，彬彬有礼地沿着半人高的围墙转了一圈后便悄然离去，可使馆外连一个岗哨也没加。招待会开始后，我逐一为与大使握手祝贺的来宾拍纪念照。就在我的闪光灯需要更换电池时，我突然发现当天下午来过的两名便衣正静静地排在鱼贯而入的队尾，站在他们之间的，竟是以色列总理拉宾。

我忙不迭地奔过去、手忙脚乱地给相机换上新电池。

近在咫尺的拉宾身着暗蓝西装、白衬衣，打着蓝领带，双手交叉，身体习惯地向右前倾，谦逊有礼地排在来宾的队尾。大使与拉宾并肩沿花园小径缓步而入，我抢到他们的前面，透过取景器全神贯注于拉宾的一举一动。正当我心满意足地在拉宾眼前倒行时，一盏草坪地灯绊住了我。我只感到原本肌肉萎缩的右腿一下子失去控制，我和我脖子上的相机一齐失去平衡地仰面向后倒去。

就在我即将倒地的一刹那，拉宾身后貌不惊人的便衣象紧绷的弹簧扑向我，抓住我摄影背心的前襟，将我拎了起来，整个过程全是瞬间完成的，以至我现在根本无法回忆当时的感觉。惊魂未定的我忙不迭地向拉宾的便衣说“图达拉巴（希伯来语：衷心感谢）”，而处变不惊的拉宾却咧开大嘴用英语告诉林大使：“我的保缥总是这样保护那些为我折照而摔倒的人。”难怪他对我刚才的窘态习以为常。

也许是为我压惊，拉宾把为他准备的一份石斑鱼让给了我，而执行任务时连一滴水也不喝的便衣则将他的石斑鱼给了新华社驻以色列首席记者怀成波。还了阳的我又来了劲：“我是拉宾，他们是我保镖！”

在行将为我冗长的文章结尾之际，拉宾、佩雷斯和阿拉法特共同获得‘94诺贝尔和平奖。而他们三位都接受过我采访。拉宾获奖之后说，他获得的和平奖属于全体以色列人民，并宣布将奖金捐献给那些献身于和平事业的人们，就象《圣经》中的骑士圣乔治。

后记

1995年11月5日，我正和一帮狐朋狗友围着火锅涮羊肉，腰问的BP机突然狂叫不止，低头细看，一行蝇头小字说：“快听广播，你的拉宾被刺。”一时间仿佛五雷轰顶，我手忙脚乱地摸出口袋中的松下RF——10短波收音机，慌乱中踢翻板凳险些烫着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姐。

情报是千真万确的。11月4日是犹太安息日，特拉维夫10万人在国王广场举行“要和平不要暴力”集会。19点50分，拉宾结束讲演走向停车场时，一个名叫阿米尔的25岁犹太学生，用一支9毫米帕雷特手枪，在拉宾背后连发四弹。其中三枪命中拉宾，分别射入脊椎、脾脏和肺部，19分钟后敌无效，拉宾死于伊奇洛夫医院。

悲痛后的我像听到枪响的士兵，《中国青年报》值班的副总编陈泉涌打电话让我写一篇拉宾的文章并问我能写多少，他能给我多大版面，他说一个版。《世界博览》任主编闻讯连夜赶回办公室帮我找来我拍的拉宾照片。

11月6日拉宾下葬的同天，《中国青年报》用了一整版图文并茂的地悼念拉宾。惟一遗憾的是没用我的标题“铸剑为犁”。

一星期前，我在中国新闻学院讲课时，有个学生问拉宾是否是和平卫士。我说我不同意，我认识的拉宾是位国家利益第一的公务员，是位民主国家的民选总理。他所做的一切是为犹太选民服务，为犹太国家服务，为全体纳税人服务，至于和平还是战争都仅是现象而非本质。基辛格在悼念拉宾时甚至提到拉宾“是勉强进入了和平进程”。拉宾从军27年身经百战，打败周边阿拉伯国家占领耶路撒冷，直到1990年还命令部队开枪打断巴勒斯但示威者的双腿。

以色列的和平是通过1979年的埃以和约、1994年的约以全面和约完成的。拉宾令我尊敬的不是和平也不是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