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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近虑必有远忧”的想法很坚定，不可逆转。我初来乍到尚不知这里的规矩，不晓得我们犯人有没有书写的自由。我便留心观察，看其他犯人有没有此类举动，很快我发现一个与我隔几个铺位的犯人经常在纸上写东西，写的什么不清楚，可写的时候精神很集中，别人喊他都听不见。经询问我得知他的名字叫李戍孟，是从北京某图书馆出来的右派犯人。我问别人管教知不知道他在写东西，答知道。这回答使我喜出望外，由此也得出结论：劳改单位对犯人的限制比正式监狱要松得多。前面我说过来到清水塘有一种到家了的感觉，晓得了有书写的自由更感到这里是地阔天宽了。于是怀着极佳的心情做记笔记的准备。

我有一枝钢笔，纸和墨水也不难解决，万事俱备只待下笔了。头一次握笔在手时心情是复杂难言的，我不由看了看表，时间是七月二十日晚八点十三分。这是我到清水塘农场的第四天，四天虽短暂却经历了不少事情，特别是刚到一新环境对所有的事都觉新鲜，似都有记下来的必要。如分到二大队后于队长对我们新到犯人的训话；如在割麦时远远看见在草庙子看守所的难友将军；再如学习会上我不发言受到训斥等等。我按事情的发生顺序一路记下来。类似于日记的写法，记下事情的大体脉络，不写细节，也不加主观评判（我将这种记录叫着“大事记”）。书写的过程是令人欢愉的。开始时尚有一点生疏，在被捕的大半年中除在审讯记录和判决书上签过几回自己的名字，此外再没有动过笔。重新提笔的感觉大概类似一个戒烟的人解忌后吸的头一口烟，感觉是妙不可言的。兴奋充斥着全身的每一颗细胞。然而兴奋是短促的，我很快发现这样记录不行，会留下隐患。因为有些事情即使不加评判，一旦让人读到同样会授人以柄。比如记了管教的训话会认为你心怀抵触记黑账，记下看见了将军会怀疑我俩有着某种关系，这不是胆小怕事，也不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而是沉痛的教训使人不得不面对现实。现实是无情的，也是荒诞不经的，反右运动中的许多事尚历历在目，许多不沾边的东西到后来不仅沾了边，还导致出严重的后果。因此必须接受教训，不可麻痹大意，否则就真的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我将“大事记”撕碎装在口袋里，在白天割麦时偷偷撒进麦垄里，心弦紧绷就像真的在销毁罪证似的，想想人真的很可悲，可悲在于自己竟然不相信自己。别人说你有罪，久而久之自己也认同了。“大事记”就这么夭折了。不久地里的麦子收净了，眼望空旷旷的原野使人感到心里也空落落的，我清楚长此下去自己的头脑终也会像这空茫大地空茫一片的。我的思绪又回到“大事记”上，人要是有心做某件事情办法终归会找到的。我想出一种既安全可靠又切实可行的文体，说欲盖弥彰也好，说“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也好，反正都差不多。就是说让落下的白纸黑字像一颗颗鹅卵石那般光光滑滑，什么人看了都无把柄可抓。自然做到这一点也非易事，须像搞文艺创作那样对现实生活进行“加工”，使其扑朔迷离真假难辨。就以前几天佟管教在麦地将一名犯人打倒的事为例，事情的真实过程是这样的：我们二大队作为一个劳动整体在一块地里收麦，将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割麦一部分捆麦并往地头上搬送。相比之下，搬送要轻松些，一个姓邹的犯人投机取巧，不干分配的割麦活，却去搞搬运。通常情况下，一二百号穿同样囚服的犯人混杂在一起管教是很难明察秋毫的，那姓邹的犯人也正是瞅准了这点才施了鱼目混珠术。也算他倒霉，同组一名犯人将他的行为报告了在场的佟管教，佟管教就拦住颠颠扛着麦捆奔走的邹，从远处听不见邹是怎样与佟管教对应的，只见佟管教一拳将邹连人带肩上的麦捆打倒在地，随后又连踢了几脚。邹从地上爬起来，一边向佟管教鞠躬认错一边奔到割麦的行列中，挥镰务起了“正业”。事情就这么个过程。自来农场，见管教这般在众目睽睽下揍犯人还是头一回，说起来管教打犯人算不上什么大事，但头一回见毕竟觉得不寻常，我决定将此事记下来。

经过一番“艺术加工”落在纸上的就是这样一段文字：

今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二大队集体割麦，大伙干劲高涨。惟一邹姓犯人违反了纪律，佟管教苦口婆心对他进行了帮助教育。

我对这样的记叙感到满意，相信以后就是佟管教看了对我也无可指摘。夫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现在是言顺了事也就成了。由此而后，我就开始记我的“清水塘大事记”了。只是由于条件所限，变故频仍，所记断断续续，残残缺缺，而得以保留至今的已所剩无几。这些不伦不类没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