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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秦之五：恐怖主义的合理性（2）

如果非要给“勇”加上什么前提条件，比如只有正义的“勇”，符合道德的“勇”才是真正的“勇”，那么就会给懦夫临阵脱逃提供口实。克林顿没有服兵役去越南，尽管他可以和拳王阿里一样，有正义的理由，但在美国主流的价值观里，他仍然被视为怯而不能被视为勇。阿里拒绝去越南，但不拒绝囹圄，他为他的正义和价值付出了代价，对他的评价就大不相同了。

勇敢和勇于牺牲是值得敬佩的。战争可能是无谓的，没有意义的，但战争中的勇士不能被蔑视，所以，不管战争的性质如何结果怎样，任何一个民族都会给予在战争中死去的战士以褒奖和尊重，否则世道人心就要崩溃到无法收拾的地步了。

司马光说荆轲是为了豢养之恩而去冒险的，真是诛心之论。人如有私，生命是最大的私，未尝听说有舍掉自己的生命去谋什么私利的。按照司马光的价值观，为了保存七族，就不要有任何反抗。观宋一朝，边患不已而军旅不振，先半亡于金，后终亡于蒙古，可能就是因为人人为了保存七族，而不能舍身以赴国难。民心颓废不振，士大夫教化之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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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抵抗主义的结果

王贲自燕南攻齐，猝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秦使人诱齐王，约封以五百里之地。齐王遂降，秦迁之共，处之松柏之间，饿而死。齐人怨王建不早与诸侯合从，听奸人宾客以亡其国，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详也。

臣光曰：从衡之说虽反覆百端，然大要合从者，六国之利也。昔先王建万国，亲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飨宴以相乐，会盟以相结者，无他，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国家也。向使六国能以信义相亲，则秦虽强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晋者，齐、楚之藩蔽；齐、楚者，三晋之根柢；形势相资，表里相依。故以三晋而攻齐、楚，自绝其根柢也；以齐、楚而攻三晋，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盗，曰“盗将爱我而不攻”，岂不悖哉！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33～234页

齐国是六国中最强的，距秦国最远的，也是最后灭亡的。

弱者不能团结起来，结果就是被强者一一蚕食鲸吞终至全部灭亡。

六国灭和秦一统四海，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司马光认为三国分晋是大事，他是从政治伦理的角度判断的。而秦一统海内，则是政治上文化上的大事，影响千年。

秦国军队进入齐国，基本上没有遭到什么有效的抵抗，人民已经涣散了，齐王建已经放弃了他作为齐国国君的职责，他也没有理由要求子民保护他的王朝。

王朝覆灭，总有所谓遗老遗少总结历史经验。他们对齐王建的怨恨是可以理解的。但又有什么用呢？齐王没有派出刺客，没有进行任何的反抗，最终还是逃不掉国破家亡，相比之下，燕太子丹要杰出许多。

秦国没有把齐王建直接杀掉，而是饿死了他，以秦王嬴政的一贯作风而言，这已经是非常仁慈了。齐是最后一个诸侯国，灭了以后，秦国就没有“国际问题”，也不需要照顾“国际影响”了。

不管现代的独裁者在境内如何压迫奴役人民，他始终都要面对国际压力，但在秦王嬴政那个时代，独裁之毒，可想而知。后世对亡国之君稍有人道的，也不过是对前朝宗庙予以保护，这还要归功于“积德传家久”的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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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发明“皇帝”

王初并天下，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乃更号曰“皇帝”，命为“制”，令为“诏”，自称曰“朕”。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制曰：“死而以行为谥，则是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34～235页

秦王嬴政统一中国，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中国的儒家政治系统是怀旧派，对眼前的政治创新往往提出置疑，而对不知道到底存在与否的上三代圣贤们则推崇备至，所以秦王嬴政认为自己超过了三皇五帝，必然会引起司马光先生的嘲讽。

秦始皇的中国与夏商周时代的中国有本质的不同。夏商周时代，究竟是原始社会还是奴隶社会，让史学家们吵去吧。我们只知道，那是一个初民社会，像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