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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同情者向斯大林说，苏联的一些行为很难向外国公众解释，比如不久前颁布的可以对十二岁起的“儿童罪犯”处以死刑的法律，这样的事情要说服自己都不容易，怎么能够去向别人作解释呢？

矛盾的不断积累，使苏联一步一步的走近了自己的末日。最后败亡的结局，征兆其实早就显现了。书中指出：

可以认为，苏联败亡的一个基本原因是高度集权的体制根本无法适应高科技条件下的灵活多样的市场要求和实行高效合理的资源配置。七十年代，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的改革声浪销声匿迹之后，苏联领导阶层已经不指望在改革体制方面有什么作为，主要是靠向世界市场出售原料与初级产品来维持生计。

戈尔巴乔夫上台，有心振作一番，提出了他的“新思维”。本书评论“新思维”说：“它反映了变迁中国际社会发展的一些合理逻辑，也反映了苏联国力衰竭，已无力支撑与西方的全面对抗的现实。”特别是：

在他那本广为传播的《改革与新思维》中几乎毫不提及在多样化国际社会中俄国本土价值的特色，而是一味地仍然以冷战时与美国对等的超级大国的身份自居。理论创制过程中自我定位不切实际与过于虚妄，表明理论创制者并不清晰自己所处环境与地位的独特性，而对这种独特性的忽略，正是任何转型国家发生动荡的由头。事实上西方的观察家们早就认识到，非但苏联今日已远不是美国的对手，而且迟早将要有一场灾难性的变动。

亚拉耶夫他们想要挽狂澜于既倒，结果事与愿违，终于成了给苏联催命的最后一击。苏联和苏共，就留下了无数引人深思的题目进入了历史。

本书的“后记——全球化与中国”中说：

我们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心中没有须臾离开过对中国命运的关注，以及它与“全球化”进程的关系；我们是把世界经验作为自己的参照来看待的。

这句话很令人感动。我在阅读中，也确实时时感觉到主编和作者们的忧国之心。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参考这些材料和意见来思考中国的命运。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让外国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成为我们的财富。

后记

这是我和英年兄关于俄国（包括其中七十多年苏联时期）、关于中俄关系文章的合集。

这本书的来由是这样的：我写过些这方面的文章，自己觉得有几篇还有一点意思，想把它印成一册，只是字数太少，于是想出了找英年兄合作的主意。这方面是他的专门，写得多，请他选出这些篇，这样，一本书就编成了。

书中所收他的文章，都是据原来刊印的书刊录入，没有改动。我的几篇，即《怎样的天火》、《解读一篇宣言》、《两个朋友》，因为写得较早，写的时候没有能够利用解密的苏联档案。这次收入本书的时候，我即据《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中的材料作了一些改写和增补，同最初在报刊上发表的时候已经颇不相同。在修订中，我感到宽慰的是，这些新见到的档案资料使我发现自己原来有说得不足的地方，即据以补充；却还没有发现档案资料表明我原来有什么说错了的地方，需要据以纠正的。

我们的这些文字当初发表的时候，有人提出过批评，书中末一篇英年兄写的《谁歪曲历史》就是对一位批评者的答复。我却无意于去写答辩的文字。因为我知道，要改变一个人的见解是极难的事，就比如我自己，决不会因为看了这些批评就改变自己的意见一样，也就从来不曾奢望有谁会因为看了我的答辩就收回他的批评。文章发表，有人赞同，我当然觉得高兴，毕竟还有文章知己；有人指批评呢，我也完全尊重他的言论自由，您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不介意的，就当没有听见一样。

朱正

2007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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