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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落入斯大林之手，但没成功。而斯大林则不费吹灰之力便得到这批档案，把反对派攥在自己手心里。

蓝英年：高尔基回国（6）

高尔基死得突然，因而不少人猜测是斯大林害死的。老作家维·伊万诺夫1993年在《文学问题》上发表文章的标题便是《斯大林为什么杀害高尔基》。但细读他们的文章，都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只能算作假说。然而1935年斯大林同高尔基彻底破裂却是不争的事实。高尔基公然庇护斯大林决定消灭的人，是斯大林决不允许的。斯大林不再期待高尔基为他写传记，选定法国作家巴比塞写。巴比塞写的《斯大林传》充满赞美之辞，解放前由徐懋庸译成中文，书名改为《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斯大林不再需要高尔基，把他打入冷宫。

高尔基回国后在多大程度上完成自己的心愿？对斯大林有多大影响？可以说微乎其微。但在斯大林1930年发表的《胜利冲昏头脑》、《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以及任命加米涅夫为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布哈林为《消息报》总编辑上，仍能看出高尔基的些许影响，审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是在高尔基逝世两个月后进行的，也算给高尔基一点面子。

（原载《随笔》1998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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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营救牛兰（1）

1931年6月15日，共产国际潜伏在中国的秘密工作人员牛兰和他的妻子在上海四川路235号住处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

牛兰（1894—1963年），本名雅科夫·马特维耶维奇·然德尼科，牛兰是他在中国所用的许多化名之一。出生于乌克兰，苏联契卡（克格勃的前身）工作人员。共产国际东方部在上海设立远东局，他就在远东局联络部工作，负责管理秘密电台、交通及经费等事项。另一个身份是红色工会国际分支机构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秘书。因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后供出了他来，他也就在上海被捕了。逮捕的时候发现他们夫妇随身携带有多国护照，在上海有多处住所，足以表明这不是普通的外国侨民。8月10日由中国方面引渡，14日押解南京，以“危害民国”罪受审。

牛兰被捕，苏联立刻进行营救活动。一个通常的例行的程序，是发动各国有影响的知名人物向中国发出抗议和营救的电报，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也计划采取更直接的营救措施。据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中透露：“营救牛兰夫妇既有公开的、也有地下的活动——外国方面由理查德·左尔格（有时用“约翰逊”这个名字）领导，中国方面是潘汉年。”（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1页）杨天石在《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中也说到了这事：“为了营救牛兰夫妇，中共保卫部门和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上海站迅速共同制定了计划，由潘汉年和该站工作人员里哈尔德·左尔格共同负责。此后，宋庆龄即与他们密切配合，为营救牛兰夫妇做了许多工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71页）

宋庆龄是为母亲奔丧，于1931年7月末离开德国，8月13日到达上海的。据前引爱泼斯坦的书中透露，“当她还在柏林或返国途经莫斯科时，就已有人告诉她关于牛兰夫妇的危难并请她援助。”（第290页）她不负所托，回国之后立刻把这事担当了起来。

左尔格潘汉年营救活动的材料，我见到的有东德作家尤利乌斯·马德尔著的《佐尔格的一生》一书（群众出版社中译本，1986年版）。其中有一小节的标题是“营救两位同志的斗争”，写的就是佐尔格受命营救牛兰夫妇这件事。看来这书的译者没有查阅相关资料，以致书中根本没有出现“牛兰”一名，只用诺伦斯、努伦斯等名字，而且把牛兰被捕时的公开身份“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译成“工会的远东泛和平主义秘书处的干部”。但是书中说的一些情节，例如说“1931年8月14日，英国巡捕把鲁格夫妇交给了蒋介石警察局”。可知说的就是营救牛兰夫妇的事。

佐尔格为营救而进行的活动，这书中说，“佐尔格小组成功地与被关在死牢里的鲁格夫妇取得了联系，并随时用电台向莫斯科中央总部报告营救工作的进展情况。”具体的营救方案，这书中说：“佐尔格了解敌人官僚体制的弱点，要求组织给他送来两万美元，用以贿赂南京腐败的军官和法官。”（第69页）接着，这书中详细叙述了“组织上派两位德国同志担当秘密交通员”，各携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