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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是侧重总结个人的教训，还是回避？

蓝：苏联解体后，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后的七十年历史反思得相当深刻。几乎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都进行了反思。对十月革命本身也有不少反思。不少人认为俄国陷入今天的困境是革命的后果。他们说俄国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是1914年。“一战”、革命和内战严重毁坏了俄国经济。农业集体化彻底摧毁了俄国农业，征粮队是抢粮队，把农民赖以活命的粮食通通征走，农民不是逃亡便是饿死。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谈到，一列火车从波尔塔瓦到基辅沿途收集尸体，竟收集了一列车。1990年我到堪察加半岛旅行，听说过一件怪事：一位农民开枪打熊，打伤了，但没打死，逃脱了。一年后，熊来复仇。它进村直奔那个农民家，将他弄死，还弄坏房屋，但没伤害其他农民。我便去了这个村，被熊弄坏的农舍还在，周围农户确实安然无恙。我同他们交谈后才知道，他们祖辈都是从波尔塔瓦逃出的农民。那时这里荒无人烟，又远离俄国中心，苏维埃政权无力捉拿他们，所以活了下来。当年的打手和告密者反思自己罪行的很少，也许他们的良心已经泯灭。其实告密并非个人品质的问题，是体制的产物。从小就向儿童灌输揭发敌人的思想，揭发老子的少先队员帕夫利克·莫罗佐夫被斯大林树为榜样，到处为他树碑立传。当时苏联人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告密，告密形成风气，不认为不好。当然，在很多人内心深处仍鄙视告密。

李：在斯大林时代，苏联作家是不是还有相当一些人保持了清醒头脑？像您前面说的高尔基也好，索尔仁尼琴、爱伦堡，包括法捷耶夫，都可以看作不同类型的人。潜流文学中的作家情况可能好一些，主流作家呢？

蓝：主流文学的一些作家也有清醒认识。特瓦尔多夫斯基以后就再也不提《春草国》了。这部作品是歌颂农业集体化的，如果他不写，就会像他哥哥一样，被打成富农，送到西伯利亚去了。但他后来很后悔，他是农民出身的，知道什么是集体化。他以后的作品一篇比一篇厉害，后来发表《山外青山天外天》，记述他到远东的访问，已经开始了对斯大林的批判。包括西蒙诺夫，思想也很活跃，反映了不少问题。他曾经写过一个电影脚本《一百个日日夜夜》（不是小说《日日夜夜》），一直就发表不了。他写朱可夫，写朱怎么英勇打仗，战争是朱指挥的，而不是斯大林。当然那个时代作家也有时代特点，他们没有不捧斯大林的，连曼德尔施塔姆也写过赞美斯大林的诗，想不到吧？他不属于主流文学，对当时的情形看得也很清醒。这样的作家很多，他们已经开始反思斯大林给国家造成的灾害了。有的作品甚至是在“大清洗”后写的。我记得女作家利季娅·楚科夫斯卡娅的短篇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写于1939年。小说情节简单，但把“大清洗”的惨状、人人自危的气氛都表现出来了。如你能介绍发表，我就把它译出来。只可惜篇幅太短，成不了一本书。作家对斯大林看法的变化不完全一样。大多数从崇拜到否定，也有矢志忠诚的，如潘菲洛夫。也有一贯敌视的，如布宁。也有跑出去又回来的，如库普林。

李：俄罗斯的知识分子非常了不起，比中国人深刻，个性更强，能够坚持自己的东西。

蓝：中国传统是东方式的管治，动辄得咎，并尽量侮辱你人格。苏联动不动就枪决，倒也干脆利落，不搞大批判。不斗你。我们的思想改造太厉害了，你没经历过，大家集中攻击一个人。我第一次在中国人民大学受批判是1951年，那时还是团干部，非常进步。中国人民大学上《联共（布）党史》，老师拿着讲义念，念一句学生记一句，一堂课下来手都累酸了。不少同学有意见，我就向系里反映，与其这样，还不如印出来发给大家看呢！就被批判了，我真不知道错在什么地方。人只要稍有些个性，就一定被磨平。稍有点自己的看法，就一定挨批判。怎么谈得上坚持自己的看法。

五、两种传统中的知识分子（2）

李：由此，我就想到了两个国家知识分子之间的差距，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自省意识上与苏联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巴金的觉醒那是在“文革”之后，而苏联在那样的高压下，还产生了索尔仁尼琴等人，产生了所谓的“潜流文学”。就是法捷耶夫，他一方面是传声筒，是总管，另一方面也对斯大林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而大部分中国作家思想认识并不清楚，这是不是两国知识分子在认识问题的深度上有差别？

蓝：苏联作家接触西方的东西还是多，而新中国成立以后接触得就极少。尽管苏联很专制，可是渴望自由民主的